咸丰九年十二月十号，在帝国日报上震惊朝野内外的重磅新闻是，中央启动政治改革。帝国经济这两年来，已经取得长足进展。林峰认为，落后的政治格局，已经妨碍到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潜力了，如果要想国内经济取得长久的经济奇迹，那么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现在大清帝国所面临的问题是，跟后世改革开放，做好上层政治工作，实行农业改革开放没有什么两样。唯一的差别是政治革新内容不同，但跟国内经济发展方向是一样的。
后世改革开放到三十五年，国内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一个瓶颈了，如若要想在经济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更上一个台阶，中央政府只是单单依靠经济改革，已经无法恢复到曾经国内经济增长率的高度了。
中央政府在面对国内经济不断衰退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人们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科技研发，增加人民福利收入的同时，最不能缺少的是政治改革。比如农业改革，迫在眉睫，中央政府的农业改革步伐却慢如蜗牛，无不让人忧心忡忡，中国人民正在气怒中央政府的农业改革，宛如闺女出阁。
林峰在启动中央政治改革的时候，同样遭受到既得利益阶级的怒骂和抵制。只不过前生后世的既得利益阶级，已经改头换面了，前者是全民怒骂，后者只是没落的封建官僚阶级，在做着他们不可阻挡的抵制和怒骂罢了。
改革，自然会涉及到利益阶级，和实惠到另一阶级，这个另一阶级，似乎是除了封建官僚主义以外的全国人民。既然要启动政治改革，那么改革就需要参考对象和借鉴对象，于是美国的三权分立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摆上案头。
满朝文武对此都拥有自己的看法，不同派别，不同群体，不同思想的人，每每在朝堂上都踊跃发言，这也是林峰实行了奖罚制度，大臣们养成一种踊跃发言的习惯。
经过这两年的励精图治，在经济上取得奇迹，直接巩固了林峰在政治上的地位，在朝堂议事上面，林峰几乎形成一言堂。他几乎说什么就是什么，敢于反对的力量十分微弱，他紧紧地揪准了大臣们都不敢对他反抗的心里作用，因此他适时地启动了政治改革方针政策。
大臣们讨论最多的是美国的三权分立和英国的君主立宪，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对西洋人的这两种制度，持有反对意见。他们觉得西洋人的制度，在中国当下国情当中根本就行不通，不管是全盘西化，还是全盘否定，都是不可取的错误政治选择。
这时有人提议，要不效仿日本的政治改革，这位有头没脑的大臣，当然遭到这些大清自作清高的大臣们，群起而攻之。他们攻击的理由五花八门，但又不失他们的中心思想，他们的中心理由是，我堂堂大清帝国，去学习什么小日本国策，真是奇耻大辱，丢尽国体，不可取。要学就学习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何须学习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小日本。
依着他们的言词，就像后世的中国老百姓只学习美国，鄙视印度阿三一样。但是英国的君子立宪制谁敢在朝廷上提出来呢！不要脑袋了是吧？好端端的大官不当，非要来给皇帝带手铐。虽然林峰在朝堂上说言者无罪，想凭此来打消他们的顾虑，可是那些老谋深算的大臣，哪会糊里糊涂地就敢以下犯上了。
林峰之所以给那些朝中大臣们谈论的机会，是想表达对他们的尊敬，即使是一言堂，也要一言堂的有智慧。不然那些大臣或多或少会感觉到自己不重要，办起事来很没劲。农民需要利益来调动他们种田积极性，这些大臣当然也是需要名誉来调动他们办事积极性，这是不可缺少的政治组成条件。
聪明的领导总会给员工一些盼头，这好比郭台铭先生，不拿出几本励志的书籍来武装工人思想，工人干活做事都提不起积极性。做事没有劲头的员工，当然是做不好事情。所以聪明的农夫才会在驴子前面挂着一个红萝卜，这可怜的驴子才会努力地使劲向前，拉着车子恨不得一步登天，吃到挂在它面前的红萝卜。
林峰见大臣们为政治如何改革的事，也讨论了十天半个月，他觉得时候已到，就把自己的提案呈上来，让他们看看怎么样。他还是希望先征求大臣们的同意，再把该政治改革政策通令天下，如果直接避开大臣，那也说不过去。
肃顺和怡亲王郑亲王等大臣对此议论纷纷，肃顺看着皇上的起草提案，觉得经过皇上改良过的美国三权分立和英国君子立宪制的结合体，颇有道理。皇上选择效仿英国君子立宪制成立首相制，而不是美国的总统制，这当然是考虑中国皇权的政治格局在内了，肯定得选择英国人的君子立宪制。
但是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却偏偏又跑了进来搅事，说首相、议会和法院互相独立，互不统治，但得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这个对皇帝负责，不用对国民负责，正是林峰智慧的结晶。他充分利用美国三权分立和英国的君子立宪制构成一个完美结合体，把皇权与现代文明制度结合起来，成为他无与伦比的统治武器。
美国的三权分立是政治权利妥协的产物，中国要想实行三权分立，当然是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美国的三权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