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孙子兵法》问世，春秋时期在军事上的那套礼法被淘汰，类似宋襄公在泓水之战时，恪守礼法不愿半渡而击，以致大败的事迹少有发生。
但北魏这个鲜卑政权，却在一次战争中以礼不伐丧为名退兵，即孝文帝第二次南征。
如果说孝文帝第一次南征只是为了开迁都洛阳这一扇窗，而主张拆掉屋顶。
那么孝文帝第二次南征实实在在是奔着统一去的。
公元497年6月，孝文帝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马20万。
8月，孝文帝亲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彭城王元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号称百万，直趋襄阳。
战事焦灼时候，498年9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萧鸾的死讯，乃下诏“礼不伐丧”，引兵而还。
当然，嘴上说得再好听，细究其原因，不外乎孝文帝自身病重，以及被征召的高车部落不愿南征，由此爆发叛乱这两个原因。
孝文帝前脚刚走，南齐后脚发动攻势，试图收复失地，魏军节节败退，逼得才回洛阳的孝文帝再次御驾亲征。
499年3月，魏军在孝文帝元宏的亲自指挥下，大败齐军，齐军主帅陈显达麾下4万大军，死者3万有余，仓皇逃遁。
3月底，刚刚击溃齐军的孝文帝病情再次恶化，班师途中，于4月1日病逝于谷塘原（河南邓州）行宫，年仅33岁。
而此时距离孝文帝下诏‘礼不伐丧’，仅仅过去了不足6个月。
没有人在发动一场倾国大战时，会因为对方君主逝世，而真以礼不伐丧为名退兵。
毕竟发动这场大战所耗用的物资，足以掏空府库，真把治国当儿戏，杨广就是最好的例子。
南梁使持节、豫州刺史，督豫、淮、陈、颍、建、霍、义七州诸军事，镇守淮南的大将夏侯夔，自从获知山氏病重后，就在积极备战。
夏侯夔对于徐州刺史高岳多有了解，知道他生性至孝，只等山氏病亡，高岳无心理事的时候，兴兵北上，夺取彭城。
礼不伐丧？不存在的。
然而高澄南巡的消息适时传来，这让苦等彭城消息的夏侯夔当场破防，尤其是后续彭城的消息一如他所预料，山氏病逝，高岳沉湎于丧母之痛，不能理事，更让夏侯夔心痛。
多好的机会呀，鲜卑小儿就不能老老实实待在洛阳与寡妇玩乐么！
高澄轻骑奔赴彭城，主持徐州军政的消息传回，豫州刺史，督七州军事的夏侯夔对彭城再无半分念想。
他可以召集包括南梁豫州在内的七州大军北上，而高澄能调派的州郡更多，其中也包含尧雄所镇守的东魏豫州。
（魏梁两国的州郡名字存在重复，并不指同一个地方，例如东魏豫州治所在河南汝南，南梁豫州则在合肥。）
梁魏由于边境线漫长，多有细作活动，消息传递较为容易，夏侯夔之前的一系列战争准备也引起了高澄的警觉。
哪怕夏侯夔已经遣散了汇聚而来的七州军士，高澄还是下令颖州刺史慕容邵宗领军往彭城而来。
高岳送山氏灵柩往洛阳，短时间内不会返回，而高澄也不可能久在彭城，因此，就需要慕容绍宗镇守徐州，防备夏侯夔。
自太昌二年（533年）徐州大都督邸珍在任上被杀，徐州叛乱，高澄领军征伐，用离间计致使彭城士族自相残杀，距今已有六年。
老的士族在那一夜后已然泯灭，唯一剩下的一家也在之后被高澄强行迁往外地，各家数百年积累尽数被充没，一点汤水也没给彭城寒门留下，也致使他们无法跃升新的士族阶层。
徐州其余郡县也有家族希望迁往州治彭城，借此获取更大的影响力，但都未获准，因而彭城也成了唯一一座没有士族扎根的州城。
高澄在徐州的名声有好有差，这些年坚持均田，出台多项惠民政策，徐州民众怎么也挑不出错，但当年行事的手段确实毒辣了些，以致小高王的名声能在徐州起到止小儿夜啼的作用：
‘再哭！再哭高澄就来了！’
效果还很不错，小高王进城那天，徐州城里都见不到几个小孩在外边乱窜。
被高澄抛下的南巡队伍抵达彭城不久后，颍州刺史慕容绍宗也得到命令，他不敢耽搁，将颍州军政进行安排后，留五千州郡兵守备，自领京畿兵五千赶赴徐州。
显然是做好了长久驻扎的准备。
身处邺城的高欢也终于得知山氏病逝的消息。
高欢不是高敖曹，哪怕只是怀朔镇将段长在他落魄时的一句勉励：
‘你有拯救乱世的才能，此生不会虚度，我愿把子孙全托付给你。’
高欢就追赠段长为司空，并任其子段宁为相府从事中郎。
这样的报恩举动，京兆听了都要沉默。
贺六浑报恩，荣华富贵；高敖曹报恩，打断双腿，对比太过明显。
山氏对高欢的恩情自不必说，当信使时常常借住在婶母家中，不仅没有遭受过白眼，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