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忠、高隆之、司马子如三人官居侍中的高位，对于他们来说，能力只是次要，高欢的信任才是关键。
因此，当高家父子试图废除以资历取人的旧例时，作为朝堂上除高澄以外的文臣之首，本应该带动文官群体抵制的三人，却立即跟进，协助高澄重构新的官吏升迁制度。
在强权面前，利益也要屈服。
如果崔光那个年代，能有高欢这样的强权人物，能够凭借手中的军事力量，压倒朝堂上一切不满，也就不会有停年格的颁行。
但那时候掌权的却是痴信佛教的胡太后，她没能力，也没魄力压制门阀，而胡太后被尔朱荣溺死，尔朱氏重军事轻政治，这才有了停年格这种不问才干，只重资历的制度通行北地十五年荒唐事迹。
十月二十六日，高澄、李元忠、高隆之、司马子如与考功曹郎中崔暹共同向天子上奏，陈说停年格这一旧制的危害。
高家父子公用印章元善见下令，由高澄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代替停年格。
虽然早就听到了风声，但真到了这一天，洛阳文官们无不满腹牢骚。
自己苦熬资历熬到今天的官位，却突然改了游戏玩法，不拼资历，拼政绩，这谁受得了。
而高澄河北一行收揽的年轻俊彦们，也让高澄有底气应对文官们的埋怨。
这也是高澄行事的特点，凡事都要想周到。
一定要先括检隐户，同时往河北走一趟，让士族们主动往自己身边塞满了人，才着手废除停年格。
就怕那群文官尥蹶子，虽然说世上最不缺的就是当官的人，但并不是愿意当官就有能力当官。
而这些士族俊彦都是才学之士，或许其中有些人没能力治理一方，但处理一些政务还是能够胜任。
十月二十七日，高澄召集李元忠、高隆之、司马子如、崔暹以及诸多幕僚的商议新的官吏升迁制度。
期间产生过一些争执，主要集中在只重政绩，还是才德并重。
如司马子如、崔季舒、崔昂、魏收等人则坚持只重政绩，并以曹操唯才是举来举例，说明乱世正是用人之际，能够治理好地方，安抚百姓的官吏，就应该受到重要。
而李元忠、高隆之、崔暹、赵彦深等人坚持德才并重。并以曹魏的例子反讽，直说正是曹操取人不问德行，让不忠不孝之徒充斥朝廷，才有了之后司马篡魏的祸事。
双方争执不下，但高澄看得清楚。
支持德才并重之人或许出于公心。
而坚持只问政绩，不重德行之人却暗藏私心，这些人都有收受贿赂的举动。
没错，拳王小崔他贪污腐败了。
这也是高澄最头疼的一点，他的亲信们不是没有廉洁之士，但也不乏贪腐之人。
真要将陈元康、崔季舒他们处置了，高澄一万个不愿意。
高澄也曾想过如同对待张德兴一般赐予财物养其廉洁，但回想起陈元康与原主的一番对话，又迟疑下来。
历史上高欢临终交代自己把慕容绍宗留给高澄，专打侯景，但小高有自己的想法，他派遣高岳出征，被侯景击败。
其实也可以理解，原主与慕容绍宗素无瓜葛，而慕容绍宗与侯景又有师生之实，他又怎敢贸然将军队交出去。
正是原主猜疑慕容绍宗的背景下，陈元康收受慕容绍宗的贿赂，安抚住慕容绍宗，又以此为由担保慕容绍宗的忠诚，这才有了慕容绍宗平定侯景叛乱的功绩。
试想，如果当时陈元康不愿收受慕容绍宗的贿赂，在慕容绍宗看来，这会不会是高澄要对自己下手的征兆。
有些事情看起来就是这么荒诞。
高澄把心思放回官吏升迁标准之上，面对众人的目光，他沉吟再三，终于开口道：
“私德自然重要，但固守德行，阻碍大才一展其能，使其郁郁不得志，转而奔赴关西或是萧梁，为害甚大。
“吾意已决，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官吏升迁不重私德，专注政绩，只要能使一方百姓安生，甚至其人为子不孝，我也愿意提拔。”
此话一出，司马子如等人得到高澄的支持，自然欣喜。
而李元忠等人闻听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明白将来还能再有变动，也不再反对。
作为一名穿越者，高澄当然知道张元因殿试时被黜落，决心叛宋投夏，成为西夏国相，一生立志灭宋的故事。
如今三足鼎立，不以才能取士，而用德行筛选，真要整出个张元的前辈，悔之晚矣。
确定了官员升迁只重政绩的标准，不等于放任他们贪腐。
对于高澄来说，政绩突出而升职，与贪污腐败而被治罪，并不冲突。
接下来的议题便是考核制度。
乱世之中就是要不拘一格用人才，高澄决定效仿刘宋、南齐以小满为限，设立考察制度。
过去地方官员以六年为一考，到了刘宋末年，认为六年的时限过长，改为以三年为小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