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才子李谕！”
李谕笑道：“梁先生你好。”
梁士诒说：“如果帝师也要参考，恐怕我还是放弃为妙。”
李谕摆摆手：“我并不会参加经济特科考试。”
梁士诒说：“我在广东之时，曾在报上数次看到关于帝师的报道，您在科学上的成就令人不胜称赞，就算是直接列为进士乃至状元，我想也不为过。”
李谕说：“就像你刚才所说，进士又能如何？如果有科学院，兴许我还有点兴趣，只不过可能性几乎为零。”
梁士诒说：“现在百废待兴，多有一些实用的人才方可救国于危难。”
严范孙说：“翼夫所言极是，只是不知朝廷这次经济特科能不能够招纳到实用之人才。”
梁士诒叹道：“如果再是一批腐儒，恐怕就彻底没了机会。”
严范孙当过多年学政，非常明白科举的情况，他说：“虽然我曾多次上书阐述，但如今朝廷依旧只把学堂当作培养人的地方，他们眼中唯有科举才是真正选拔人才的方式。这种观念不改，只怕还是无法让学堂发展。”
梁士诒是广东人，广东是革命党故乡，当时他还和梁启超是同学，所以对新式学堂非常接受，看得出来新式学堂教的东西才是更有用的学问。
梁士诒说：“我这几年潜心研究的水利与交通几事，才知道其中学问如此之多。就像洋人的铁路与火车，包含的知识与原理便不胜枚举。如果只把懂得这些学问的人当做工匠，已经远远不够。”
现在李谕搞的主要是理论科学，如果他搞几件具体的机械制造出来，怕是也会被人当做工匠。
因为理论科学不管是数学还是物理，大臣们怎么解释都不会听懂；
但造出来的机械就不一样，即便是再高精尖，只要是实物摆在眼前，他们便会觉得不过如此。
所以清廷即便已经从鸦片战争开始挨了这么多年揍，还是只把洋人的强放在武器和军舰上。
连相对容易看明白十分有用的政法制度都不能接受，更别提费脑子的科学技术。
梁士诒又对李谕说：“听闻帝师去过数个列强国家，甚至也曾坐火车经由俄国到达欧洲，眼界开阔。您认为我们能不能够在科技之路上赶超列强？”
“说赶超还是有点太早，现在我们能学明白就非常不错，”李谕道，“但就像二位所说，不兴办新式学堂，永远没有机会。只有踏踏实实踏出几步，才能考虑此后所谓赶超之事。”
梁士诒说：“先生所言甚是。”
严范孙鼓励道：“所以我才希望翼夫可以高中！经济特科所设，就是为了新学之故，他日你高中状元，便可以推进新学之事。”
严范孙拱手笑道：“一定倾尽全力。”
只不过梁士诒这次不仅没有高中状元，连进士都没有考下来。
经济特科的考试题目总体上还是属于策论的范畴，不过题目倒是有那么一点“经济”的味道，比如“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民用给。今欲异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其实讨论的就是进出口贸易的事情。
只不过依旧是从古人中找例子。桓宽就是汉代的，《盐铁论》的作者。
另一道题目则是：“《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
李谕肯定答不上来。
他生在现代社会，如果真考经济学，无论如何多少能蒙个皮毛。但他可没有看过《周礼》，更没有读过《盐铁论》，如果上来就提笔讨论真正经济上的进出口相关内容，给他写出世界贸易组织WTO，恐怕阅卷的荣庆一定以为是个神经病。
所以科举嘛，总归还是科举，换汤不换药，李谕是不可能适应的。
梁士诒实际上确实被点了状元，但在成绩照例承给慈禧太后看时，却认为梁士诒的名字实在是不吉利：姓氏与梁启超一样，两人还是同窗兄弟；名字最后一个字又与康有为相同（康有为原名康祖诒），“梁头康足，人品可知”。
于是乎便取消了梁士诒的状元资格。
而最终拿状元的是云南人袁嘉谷，此君后来做到了现代高校的教授。
他也是科举史上云南唯一的一个状元。
而他获得状元所写的文章名字非常有意思：《防民犹防川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