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循从莫斯科一回到京城，立刻参加了国务院会议。便是素来喜欢用严肃的神色谈论公务的莫里循，脸上的笑意也难以压制，这让国务院总理吴有平心中也一阵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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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苏联签署的十几个项目，全都是按照我们提出的模式进行。尤其是我们与苏联工业委员会的交流中，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想向苏联方面阐述的要点。”莫里循说到这里，已经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工业部长庄嘉雄当即准问道：“苏联方面接受了我们关于贸易倾销以及贸易互补的理解？他们愿意接受贸易互补么？”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中苏贸易中，苏联有相当多的商品具有非常大的优势，譬如矿物、木材、棉花。中国对这些商品有很大的需求，但是中国在这些商品上也有自己的产能，还能从海外其他国家获得此类商品。而中国在更多商品上具有独占性，譬如钨矿与热带产品。
凡尔赛体系是围绕英法殖民体系建立的世界秩序，英法都在封锁苏联，对苏联采取敌对立场。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苏联理论上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这些商品，但是现实中苏联只有中国这一家供货商。
出于苏联的国家利益，即便苏联与中国已经达成了安全互信，以及政治互信，但是苏联政府决不能接受成为中国的倾销地。这是任何主权国家不能接受的，苏联这样的大国更不可能接受。如果中国这么做了，两国之间的关系会一落千丈。
面对庄嘉雄的询问，莫里循再次确定，“我认为苏联政府已经明白，并且接受了我们的新贸易模式。为此，苏联政府愿意向我们大量出口原材料，并且向我们打开一部分市场。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苏联政府认为我们的新贸易模式，符合了苏共政治局制定的苏联经济发展战略。”
国务院的部长们都认为莫里循不会说谎，却还是不太敢完全相信。虽然苏联继承了世界列强俄国的家业，但是现阶段中苏工业领域呈现出来的局势却恰恰相反。苏联是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国，中国向苏联输出轻工业品以及相当数量的重工业成套设备。
中国商品品质不断提升，也没有卖高价，这种相当友好的价格让中苏贸易一直在提升。但国务院始终感觉苏联在留一手，这从贸易谈判中的那些小细节就可以看出来。苏联总会各种挑刺，制造一些并不影响中苏整体贸易的小麻烦。这种态度证明苏联政府对于中苏贸易始终抱持着疑虑。
如果苏联真的接受新贸易体系，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中苏贸易会上一个新台阶。
经过一番讨论，国务院认为可以向何锐做个报告。电话打过去，当天晚上，吴有平与莫里循就与何锐一起吃了个工作餐。到何锐这边，天已经晚了。玉米糁熬的粥，两个肉菜，两个青菜，配上热腾腾的白面馒头，大家吃的倒是很开心。等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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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三人坐在松软的沙发里，何锐很舒服的问道：“报告我之后看，斯大林同志提出了什么问题么？”
“斯大林总书记给我的感觉，他对于新贸易模式非常了解，虽然我此行的目的是这件事，但斯大林同志对此并不在意。他提出的问题大多关于我们在东北以及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五年计划带来的变化，尤其是对数据很感兴趣。”
吴有平听莫里循这么讲，就跟了一句，“主席对此怎么看？”
何锐慢悠悠的答道：“我猜，斯大林同志想从我们的经济趋势中寻求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吧。不过中苏两国的国情不同，我们的具体经验对于苏联的帮助有限。”
听何锐这么讲，莫里循立刻想起了一个细节，“斯大林总书记好像对于我们的工业产值格外注意。我说出，预计1927年，中国的农业产值大概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5%，工业产值大概是45%。我看到斯大林同志好像很想详细询问，但是却没问。”
吴有平并不讶异，中国政府对于工农业产值也很注意。从1924年1月开始在国内执行5年计划，根据统计与预测，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到1927年可能会增加一倍。如果1928年退出金银本位的货币模式完全落实，中国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可能达到200人民币。
根据现在国务院统计局的判断中最乐观的部分，到1929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有可能达到总比的50%。吴有平很希望这是真的，但是吴有平自己也不敢确定，就问道：“主席，我们与苏联的政治经济基本理念都是发展生产力，可我们的经济模式不同，这会导致多大的区别？”
“我觉得没什么区别，苏联不能采取我们的经济管理模式，不是苏联的模式比我们好或者不好，而是苏联要采取对他们来说最有效的管理模式。譬如，我们现在的统计中显示，过去3年中，有3%左右的农村人口已经离开了农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而农村中，也有35%的人口，正在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小商品经济生产。就算是我们现在人口在5亿左右，这5%有多少人？”
莫里循稍一计算，5亿的5%就是2500万，2500万人口大概是苏联五分之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