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天暮，洛阳城那浮华喧嚣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广政殿内，为君王天下、社稷康平而呕心沥血的范仲淹，依旧在政事堂间，辛苦操劳。
正统十一年，已然进入范仲淹秉政的第六个年头了，五载春秋一晃而逝，帝国又经过一轮风雨洗礼，庙堂上下再换新颜，而进入花甲之年的范公，满头鬓发，亦已成霜。
暗夜下，相堂间，灯火幢幢，十数名郎官、舍人、学士，也陪着范首相，当值加班，整理公文条事。这些人，约在三十上下，出身或有高低，但来历不俗，大多经过一定的职事历练。
虽然并非都由范仲淹提拔，但皆有受其认可的长处，而这些人，都是当前大汉帝国的精英，前途无量，是帝国未来的高官储备。
然而，处在这样的位置，每日接触的都是宰相公卿，经手的都是国家大事，受到瞩目的同时，所承受的压力与竞争，也远非常人想象。
尤其，当坐在尚书令位置上的乃是范仲淹这样的掌权者时，便非党从，也不得不受其辐射影响，拼命表现，比如这“加班”的习惯
便是涵养、觉悟、气度如这些帝国精英，长期坚持下来，也都不由身心俱疲，即使，范仲淹从没有要求他们做本职之外更多的工作。
这些人，一边渴慕宰相的看重与提拔，一方面又对宰相的作风感到难耐，甚至于，一些深受范仲淹知遇之恩的官佐才俊们，都期盼着范仲淹早点退下。
何必呢？你不累，大伙可都累了！只要退下，你范公就又是誉满天下的贤臣名相，而非饱受攻讦与议论的“权相”。
而在这些宰堂属官之中，有一人气质颇有些鹤立鸡群的意思，作为一名官僚来说，年纪不算大，也就三十岁上下的样子，但总给人一种锋芒毕露的感觉。
他叫王安石，正统二年的状元，也是帝国自开宝时代以来，最年轻的一名状元。
百多年下来，大汉帝国形成了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派别，发源于江南西道的“赣系”，虽只是南臣一分支，且影响力较弱，却也源远流长，出过不少名人，乃至宰相。
最有名的，便是钟谟与王钦若了。钟谟虽非江西本地人，但由于其在开宝时期江南西道的多年履职，于政制文教上多有开辟巩固，被后辈认为是赣派的开山人。
至于王钦若，历仕四朝，二十载宰臣生涯，位及人臣，一度势倾天下，甚至染指尚书令，最关键的是在“康宗—世宗”更替期间纵横捭阖，为世宗继位立下汗马功劳。
虽然后来王钦若因勾结内宦而沦落，但他在赣派南臣中的声名与地位，却无可动摇，他的门人学生，依旧在帝国各处发挥着作用，传承着他的影响力。
他的仕途经历，则激励着无数后辈，要知道，王钦若可不是科举入仕，虽少不了贵人提携，但他身上的“寒门”色彩极其浓厚，是帝国政坛“以吏入官”的典型与标杆，这几乎为天下墨吏打心底所推崇。
而王安石也是江西人，打小便被冠以神童与天才之名，天资聪颖，他也没有辜负自己这份资质，酷爱读书，学习启智。
稍长，随其父宦游各地，这段经历对他的成长尤为关键，不仅接触了各地风俗与民情，还尽习各家学派之长，给赣湘闽苏，如今大汉帝国南方最主流的四大学派，他都曾入学修习过，其进境思考，甚至要超过一些授学教授。
在进京以前，不到二十岁的王安石，便已经在南方士林、学派中拥有偌大名气了。进京之后，顺理成章地考入大学堂，期间，也为欧阳修看中，修习古文。
在政法大学堂，是王安石停留学习最久的一次，因为这是他真正接触到帝国最高学府以及上层权贵的面貌，大学堂也远不止治学这么简单了，更加侧重于为官之道与治政之能的培养。
而在这方面，即便以王安石之天资，也没办法再做到游刃有余、如饮甘酿了。所谓才学固然重要，但人际关系与实务经验，却不是那么容易累积的。
不过，这似乎也彻底激发了王安石对政治的热情与兴趣，在那期间，适逢世宗晚年，夺嫡之争，朝局糜顿，人心不稳。
地处皇家园苑的大学堂，作为帝国培养精英力量的最高学府，议政之风本就浓烈，年轻气盛的王安石自不能免俗，因而写出了不少针砭时政的快意文章。
虽然在老政治家眼中，略显稚嫩，但其人才智慧之光芒，却已经闪到了不少人，当然，也招致许多人的厌恶，尤其是权贵子弟。
比如萧阜，这是两朝宰相、世宗股肱之臣萧恭之孙，同样资质过人、好学多才，曾拜湘学大家廖昌浩为师。萧阜是最喜欢与王安石辩论的，但败多胜少，到最后，往往词穷理屈，拂袖负气而走。
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年轻时候的王安石，就是这样自负奇智、锋芒毕露、锐气逼人。也正因如此，正统二年大考后，殿试评比之时，包括时任礼部尚书的晏殊在内，不少大臣都建议，当压压其锋芒，正因璞玉，才需打磨。
若是正常情况，王安石别说状元了，就是进士一甲都进不了。不过，彼时刘维箴继位已满一年，虽然年轻放权，却也非全无自己想法。
面对“打磨之论”，刘维箴并不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