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初秋，西京的士民百姓们又将迎来一段欣喜宜人的日子。延康大街依旧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太和楼也依旧屹立在最显眼的街市上，遥望皇城。
楼内的格调依旧很足，宾客不是达官显贵，便是高门贵子，抑或是知名学子，它的门槛依旧是这么高，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能够跨越。
比起街市上的喧嚣，楼里实在要雅静许多，悠扬的琴声悦耳动听，让在座宾客都不禁陶醉其中，而琴台上，正沉浸其中，拨弦抚琴者，乃是一名长相俊朗却头发花白、胡茬唏嘘的中年人。
当然，他还有一个更让人在意的身份，太和楼的主人，吴国公刘晖。
刘晖是实实在在地被宗正寺圈禁了一整年，即便生活待遇没有怠慢，但精神与心气上的打击却是巨大，仅仅看起形象、行为的变化就可知了，那股子沉沦的气质总能给人带来一种戚戚之感，在宗正寺的时候，刘晖又给自己取了个雅号：戚然居士。
期满释放之后，回到公府，刘晖将公府所有事务的处置权力都移交给长子刘文渝，若不是礼制所限，他甚至想把吴国公爵也提前传了。
而刘晖自己，则不再关心那些“俗务”，而是纵情声色犬马，专注于饮酒抚琴，诗词创作。曾经喧闹一时的流光园，早已落寞，于是刘晖转移阵地，到公府名下的太和楼来。
多年的发展下来，太和楼已然成为京中名流显贵汇聚之所，当然类似的场所京中还有许多，而其最特殊的一点在于，他还是供京中官僚、士子尽情论键道政之所，尺度之自由，甚至比朝堂上还高，毕竟太和楼的氛围没有那么严肃，也不用太多的顾虑。
而这一份特性，对于许多不在其位的边缘人物来说，是极具诱惑力。因为随着名声的传扬，前来太和楼观摩旁听的，还有许多真正的显贵，这是怀才不遇者，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
此时在大堂间，就有三人争辩，史馆修撰刘筠、翰林院校书郎杨亿以及弘文馆校理朱祺，三人都是明经进士出身。
在大汉，实务官自然是年纪越大越好，相比之下，研究经文学问者，却是突出一个“出名要趁早”。这三人，如今都还不满三十，却已胜过成千上万的“庸碌”之辈，可谓年轻士林中的翘楚。
尤其是杨亿，又是一个神童，七岁属文，十一岁时便在京中著《喜朝京阙一首，流为传奇，并且杨亿还是最近十年，唯一一个未经科考，直接靠翰林院面试被赐进士出身的人，可谓破格提拔，这样的人，可见其在文才上的禀赋与成就。
刘筠则不似杨亿那般惊艳众人，明经科中第之后，也表现得不闻不火，还是在做编修期间，为李昉发掘，带入《文苑英华的编纂团队，由此才情渐展，尤以诗词闻名。
至于朱祺，简单地讲，这是湘江学派中的后起之秀。当年世祖南巡时，曾与湘学领袖廖明永相谈，对他们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十分欣赏，于是让他推荐一些出众的士子北上，于是开启了湘学向大汉上层传播突破的道路。
任何学派、理论的传播与发展，都离不开政治大厦的支撑，湘学也是一般，而走出湖南的舒适圈后，在京畿的发展并不算顺利。
虽有世祖遗命可做背书，但世祖终究已经远去多年了，而雍熙皇帝刘旸虽然对他们事君与务实的态度比较欣赏，但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更重要的，在京畿的政治、学术派系里，湘学是极受排斥的。
但即便如此，湘学还是在数年下来有了一定的传播，在京畿也站稳了脚跟，并且由湖南官商们集资修建了一座湘江会馆，用以传播讲授湘学理念。
究其根本，还是很多文人士子发现了，湘江学派搞的那一套，即便过于逢迎谄媚皇帝与权贵，但却容易受到上面认可，对做官上是有理论帮助的。而当官，这可是几乎所有大汉读书人的信仰。
进入雍熙年来，湖南那边又组织一片士人北上，这朱祺就是第二批，并且在雍熙四年春闱之中，高中明经科第一名，也是个十分有才的人，尤其是口才，能言善辩。
而此时三名青年文坛俊秀辩论的，还是朝中老生常谈的“农官”问题，从世祖时期起，不论朝野，对于朝廷科举设立农科、农业委派农官等等举措，舆论上一直都在攻击。
显然，在很大一部分士人心中，朝廷这是在倒行逆施，此举有辱斯文，这是在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列，让腹有锦绣、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去操持研究农桑管理，实为焚琴曲煮鹤
在一些士林朴素的认知中，他们当然也认可重视农桑，但是这份重视，实在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不能付诸于实际，更别提躬身下地，沉心研究了。或许，不欺压农民，保证不误农时，按期照章收上赋税，就已经足够了。
但在大汉当前的政治趋向中，却是越发要求官员对农业生产、农业技术的学问了，从皇帝以下并诸多掌握实权的权贵们，也越发不依靠“诗书经典”治国理政了，这对于传统的儒学士们而言，是极其严重的一个问题，也一度引起了恐慌。
当然，有抱残守缺者，也有应时顺势求变者，比如湘江学派，又比如杨亿出身的闽浙流派。
就在今年夏，经皇帝刘旸提议，尚书令吕端、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