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一任的皇城使，成为又一个宫廷内外的风云人物。 副使与正使之间，只有半级的差距，然而真正坐到那个位置上，方才感受到其中的天差地别。当然，眼下的张彬可不敢太得意忘形，毕竟王继恩的下场可是血淋淋的前车之鉴，他还不像王继恩与刘皇帝有那样深厚的主仆之情，至少不敢在初上位时表现得太跳脱，安安分分，兢兢业业，摆出一副勤恳任事的姿态. 暮春的阳光格外明媚，照得人心情都愉悦不少，刘皇帝拄着竹节，在太子刘旸的陪伴下，信步于宫市御道间。 手中的竹杖，已经使用快两年了，哪怕取材优质，平日里又有细心的保养，仍旧看得出陈旧，或许是用顺手了的缘故，刘皇帝就是舍不得换。 竹杖支在地面，“哒哒”地响着，刘皇帝则有一搭没一搭地同刘旸叙着话：“听说你们打算安排王明担任京畿道布政使？” “是！正欲就此事请示陛下批复！”刘旸颔首，解释着政出之由：“王公国家柱石，忠诚勤恳，劳苦功高，河西之弊虽有谬误，但思之也情有可原，因此，臣等商讨之后，认为可以其主京畿道，以慰老臣功勋之心” 刘旸刚做了一件大事，与赵普一道，正式推动“罢西征诸政”的行动，并得以落实。这对大汉朝廷、官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桩大事，事实上，在长久苦其弊病后，想要推翻的可不是成百上千的人，而是数以万计。 而能落实此事，正式下诏，告示天下，这首先就需要得到刘皇帝的认可。显然，经王禹偁此前一番陈情，刘皇帝态度软化了，动摇了。不过，刘旸与赵普都太熟悉刘皇帝了，为了体谅那颗“老人家”心，也为了减少刘皇帝的猜忌，由刘旸、赵普主持得出的结论也突出了一份“灵活性”。 罢西征，不代表对安西、对西征大军就彻底不管了，改变的是政治理念，调整的是支持力度，至少，从今以后，不能再无限制地从国家、百姓身上抽血，以供应支持安西的作战。 同时，那些因西征而产生的诸多疲民政策，悉数停罢产生的诸多弊端乃至赤裸裸的违法犯罪，要逐步清理清算，如“四征”之类的苛捐杂税，更是明令废除。朝廷需要安抚人心，刮骨疗毒，情况最严重的，毫无疑问就是河陇地区。 这显然是一项大工程，反对西征的人很多，由于分封意图的透露，这两年更是成倍的增加，那种压力，刘皇帝此前也不是一无所觉。 有一点刘皇帝自己不太愿意承认的事情，便是从分封伊始，就意味着封国与朝廷的分离，而这种离心只会随着时间到的推移越来越远，而不会越近，这与利益人性攸关，而不以个人感情意志为转移。 支持西征的人同样不少，这是政治立场的问题，而在西征的大概十年中，崛起了一大批官僚、军官、商贾，从中获取了大量利益，朝廷一改，动的则是他们的奶酪。 这些人的实力与反对方相比，自然要弱上不少，但他们成色更新，凝聚力更强，一定程度上还有安西大军作为后盾，势力是不可小觑的，因此也是需要一定安抚的。 而王明，则是其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角色，一方大佬。对王明的结论，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信号，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顾及刘皇帝的感受。 毕竟西征说到底主要体现的是老皇帝的意志，这样带有“妥协性”的处置办法，而非一股脑地批判、彻底打死西征，就是在给刘皇帝台阶下，留面子。妥协的对象不是那些依托在西征之政上的利益集体，而是老皇帝，否则甭管什么小集体，也抵挡不住朝廷的重拳。 朝廷改弦更张，也并不意味着对西征支持的放弃，毕竟安西那儿还有好几个皇子皇孙呢。只是改全力支持为有限支持，从不顾一切，到把重心重新放回国内，以朝廷财政安全、官民生计安康为先。 官方之外，刘皇帝自己从內帑出资支持，谁也管不了。或有义士西去安西闯荡，有百姓去安西讨生活，朝廷也是支持的。若有勋贵、官僚之弟，要到安西打拼，赚个封地，更是求之不得的。 各类流刑罪犯，仍旧可以向安西输送，倘遇灾年，灾民愿去安西，朝廷依旧会应时制定措施予以支持。 甚至于，还有人提出可由各地官府出面组织，号召郡望乡绅、士民百姓积极捐款捐资，支援安西。不过，这一点被刘旸果断否决了，没有丝毫犹豫。 秉政多年，刘旸可太清楚那些官僚的本性，真要来这么一招，到了地方，怕用不了多久，便又变成一项弊政了，“捐款捐资”，稍微操作一下就可以变成一项杂税名目，而收上来的税，大概率是不会用到名义上的安西的。 河陇的弊政，与这是大出一辙，兰州刺史王龙就是这么干的，用支持西征名义筹集的大量物资、款项，投在安西的不足一成，余下九成都被上下一干人等给分干净了. 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