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茹华是个什么东西，李阳是心知肚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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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国内的经济学家总喜欢把90年代称之为“野性时代”，意思就是在这个时代中规则被无限的淡漠，涌现出了一大批不遵守经济和法制规则，还获得了一时成功的企业家商人。
而在这个野性时代里想要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人，在李阳的心目中可能就只有罐头换飞机的牟其中，以及这个初代“软件教父”宋茹华了。
但是和牟其中不太一样，牟其中是那笃信空手套白狼，拼了命想要用信息整合赚钱的传统大忽悠。
而宋茹华比牟其中还狠的地方，在于这家伙除了空手套白狼的本质之外，还玩儿的一手好金融！
这个生于绍兴一个小山村，父亲是大队会计，7岁时母亲去世的穷小子，当过大学老师，获得过物理学硕士学位，丰富的学识让这个家伙圈钱的手段比牟其中还高超。
而且这个人对于财富有着极度的执着。
在大学当教授那会儿，宋茹华遭受到同事和领导的排挤，一度生活过的很困苦。甚至被领导派去农村支教的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宋茹华刚有女儿，妻子又意外骨折。他向领导请求暂缓支教，结果被断然拒绝。
有一次他坐公共汽车回家，一个拿“大哥大”的暴发户占了两个位子，他要求对方让座，对方却满脸不屑。
彼时，宋茹华的工资只有一两百元，三口之家蜗居在一个筒子楼里，每次下雨都要“救灾”。可能是那个暴发户让他看透了这种生活的荒诞，从那之后宋茹华便毅然辞去了教授的工作联合两位同事“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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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这儿起，这个人算是真正的从一个学着，变成了一个险恶的商人。
从他干的那些事儿就知道了，这家伙总喜欢接一些远远超越自身条件的项目。
比如93年的时候，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要采购一笔价值32万元的LED显示屏设备，宋茹华通过母校的一个同事得知此事，当时他和团队对于该技术一无所知，而且客户给的交货期只有15天，但他却信心满满地应承下来。
之后，他组织团队突击学习，突击制作，在经历了几次试错后终于搞出了产品，并且只用了12天时间。
这件事让托普在业内名声大噪，宋茹华则趁热打铁，称要“把一件事情推向一个事业”。很快，托普的业务版图便延伸至省内省外，成为全国四大供应商之一。
到1994年，托普的总资产达到350万元，正式从一家倒爷型公司，变成一家工程型公司。
1994年底，成都金牛区税务局要采购一种能自动打印发票的软件，当时国内还没有这种软件。宋茹华觉得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因为国家税务总局也要求地方实现办税的计算机化，于是，他在对税务系统及软件开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信心满满地揽下该项目。
开发工作很粗糙，宋茹华从母校招了三名得过开发大奖的大学生，几个人搞了一周就做出了1.0版本，该软件会在用户输入纳税人信息后自动打印发票。
凭借1.0版本，宋茹华迅速拿下金牛区税务局订单，随后一边带领开发团队升级软件，一边带领销售团队将业务版图拓展至全省，及陕西、云南、贵州、浙江、安徽、辽宁等外省，一年内就创造了4000多万元业绩。
到了96年，宋茹华参加了科技部组织的一次印度考察，发现班加罗尔的软件园非常繁荣，就捉摸着在国内复制该模式。
回川之后，他便通过报纸提出要打造西部软件园。
做软件园首先需要土地，宋茹华在成都附近买了100亩菜地。这本来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由于当时四川政府渴望快速推进信息产业，这件小事突然具有了象征意义，政府开始大力扶植托普。
接着需要资金。宋茹华希望托普像东软一样获得资本市场的助力，他看上了一家壳公司——川长征，这是一家国有机床厂，95年上市一年即报亏。宋茹华用当时最诱人的政治口号说服省政府，表示收购川长征后将“用新产业和新体制激活老的国有企业”。
收购川长征大约需要1亿元，而托普当时根本没有这么多钱。为了做成此事，宋茹华一边在媒体上大炒概念，称将把川长征做成“中国信息产业第一股”，一边发布消息称正考虑把“西部软件园”以5000万元的价格，卖给广西一家上市公司。如此以来，他就把四川政府绑架了，四川政府若不允许他空手套白狼，将沦为世人笑柄。
结果是宋茹华赌赢了。
就在今年的4月，四川政府接受了他的收购方案，方案规定，托普以约1.1亿元的价格收购川长征48%的国家股，其中近7800万元通过换股方式支付，余款则由政府借款支付。
拿着川长征和西部软件园的名头，宋茹华开始向全国其他地区的领导推销“软件园模式”。
名义上是搞软件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