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应桢带着高务实指点的“建设性意见”回府去了，高务实将与岛津家接触的相关事宜基本交给了他去办。
总的来说，这份“建设性意见”就是让朱应桢忽悠住岛津家进行发展向的改革，让他们觉得之所以会被丰臣秀吉击败，根本原因并非萨摩武士不善战，而是在于丰臣秀吉的经济实力碾压了萨摩，故而可以用十倍兵力强行平推。
这也并非忽悠而是事实，岛津家的人肯定能明白过来，如此便能进行下一步的计划。这个计划自然还是高务实最擅长的：由经济渗透逐渐强化到经济控制，最终形成京华为树、岛津为藤的状态，一如今日之土默特一般。
届时，无论京华要做什么，岛津家都只能跟随，否则便会出现经济上的总崩溃。那种崩溃甚至不仅只是民生凋零，而且还会导致藩政大乱，底层武士揭竿而起的局面，对于岛津家来说便是万劫不复。
要达到这一目的，主旨便是要掌握萨摩的经济命脉。不过萨摩眼下还很落后，所谓经济命脉无非就是农业，而商贸只是一种补充。
掌握农业显然不是高务实有兴趣的，况且也做不到——当前日本归根结底也是土地分封制，高务实拿什么去掌握人家的封地？
所以高务实的意思是，让岛津家搞出一两样拳头产品，并且这一两样拳头产品带来的收益要能够力压传统的农业收入，成为萨摩藩政收益的大头，进而形成萨摩全藩都离不开这种收益的局面。
这种思路对于小国来说很有用，比如后世韩国经济崛起，靠的不就是几个财阀巨头么？
不过高务实的目的终究是控制他们而不是把他们当本土来发展，所以这一两项拳头产品首先要满足的一点就是：它们离不开高务实的支持，一旦离开高务实，便会出现产业崩溃，成为萨摩藩“不可承受之痛”。
高务实前世曾经粗略了解过日本崛起的历史，在他看来日本若为德意志，则萨摩当为普鲁士。萨摩藩毫无疑问是日本近代崛起的发动机，其对日本近代化的重要程度甚至超过“拥有日本陆军”的长州藩。
后世人所熟知萨摩藩，为外样大名岛津氏属，表高77万石，居日本第二，藩城为鹿儿岛城。不过很不凑巧的是，当前的萨摩藩因为被丰臣秀吉教训和惩罚，表高降低至六十万石出头，实力大衰。
萨摩藩及岛津家的历史之前已经简略说过，此处不再赘述，只说下萨摩藩此时的经济问题。
如果说财政问题是安土桃山时代(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至江户时期(德川幕府)普遍困扰各藩的一个老大难，那么萨摩的情况之难恐怕要居各藩之首。
由于很多历史原因，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萨摩藩在这一时期两百年多里基本上一直处于破产的边缘。长年的囊中羞涩加上地理的偏远，让萨摩藩士被视为乡下人而屡遭歧视。
地域歧视这种事在日本是很常见的，比如赤穗藩浅野家就被看做“乡下大名”，因而被要求学习礼仪，结果引出来个忠臣藏的故事。而这个赤穗藩在播磨国，歧视离京都并不是很远。
那么对比一下，比赤穗藩更远的萨摩藩，其地位在“城里人”眼中可想而知。这种不公正待遇可以说对日后萨摩藩士的积极参与倒幕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因为被视为乡下甚至蛮夷，对于萨摩藩来说，成功的财政改革的意义是相当非凡的。作为幕末四大藩国中的头号强者，萨摩藩能从一个两百年来濒临破产的藩摇身一变成为雄藩之首，乃至开创后来近百年的藩阀政治，没有稳定的财力支持。那是不可能的。
萨摩藩自开藩后，财政问题一直是藩政头号问题。正是因为财政上的困境，萨摩藩一直不能开展各种改革事业，造成萨摩藩的长期落后，而长期落后的意识又反而成为改革的阻碍。
萨摩藩的财政问题主要出在经常性和非经常性支出都太多。
第一个问题来自于萨摩藩的藩组织体制。萨摩藩的藩组织体制相当独特，名叫外城制。这个独特的制度近似于镰仓幕府的御家人制度，是岛津家自被镰仓幕府命名为守护后的一种历史遗留。
外城制的最大特点，是他的武士并不聚集在主城附近居住和生活，而是居住在田间地头附近的小型据点里。萨摩藩内存在有大量的称之为“麓”的山地城寨和平原城寨等小型军事据点，这些地方统称为外城(岛津家当主的主城是内城)。
在这些军事据点中，居住着大量的半武士或准武士的集团。这些人平时耕种，战时组织起来出击。
这个情况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因为岛津家作为镰仓幕府时期的守护大名，为了尽快统一本地而因袭了御家人制度，对领内大量的地方豪族和其郎党都予以了保留，进入战国时期，这些郎党就转化成了所谓外城士即准武士。
另一方面，外城制也是萨摩藩长年战争遗留下来的一个结果。因为萨摩藩自进入战国以来，直到德川家开幕为止就一直没停过战争，因此对比他藩而言，萨摩藩需要更多的动员兵来维持其战斗力。
所以萨摩为了能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