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拒绝此人。
这次的情况也是一样，顾宪成虽然和高务实一样不过是万历八年的金榜，为官资历浅薄，地位也不高，只是区区一个户部主事，但他上疏论劾潘晟时的语气却十分激烈。疏文中直接抨击潘晟“执掌礼部，未见其节；称老阁中，未见其德。臣不知此等老朽，以何面目忝居其位！”
其言语之激烈，论劾之酷厉，比起实学派的嫡系官员都是有过而无不及。
高务实不得不仔细思考起顾宪成这个人的使用问题来。
他忽然想到一个大问题：明末的东林与早期的东林，真的是同一回事吗？只怕不然。
最起码现在顾宪成批评心学的劲头，怕是不比他高务实来得差。
高务实仔细回想了一下，好像历史上早期的东林党人，尤以顾宪成、高攀龙的思想最具代表性。而顾、高二人一直都明确表示对王守仁至善学说不满，指责王守仁“无善无恶”是释禅空学，败坏了儒家实学风气。其中尤以顾宪成的批评最为激烈。
不过顾宪成倒也并不是不同意道体之至善，而是不同意至善为无善无恶。就此他提出了道体的实与空的概念，进而形成其实教概念。由此也就展示了他的实学观。
然而这里有一个大问题，即顾宪成的“实学”与高拱、高务实他们这一派的经世实学不同，顾宪成讲的是“道德实学”。(这一点前文有述，就是重阳大会前的那一章。)
此前也说过，心学本来也是“实学”大概念下的一类，它早前也是“道德实学”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只是走着走着就岔了。
现在顾宪成这个“新道德实学派”冒出来，一门心思跟心学这个“老道德实学派”争个你死我活，到底关不关“经世实学派”的高务实什么事？
其实高务实不是不明白，同佛、老的对抗使宋、明儒学都变成了广义上的“实学”，而历史上东林党人对王阳明的批判部分是出于误解。在实学意义上，他们仍是一家人，而且同属于“道德实学”这个流派。
他们同佛家辩论时，都回到孟子告子之争，因为他们看到这两次争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意味着“性善”与“性无善无恶”之争，也就是性实与性虚之争。
只不过在孟子时，并没有佛家虚或空的概念出现，因此孟子也就没有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实之概念。只有佛家思想泛滥的宋、明时代，才有了实之概念。
如是，从概念上说，实学是在宋明才产生的；而从本质上说，孔孟儒学本身就是实学。
那么也就是说，在儒家性善实学总特征下，又表现出各种不同层次的实学。按照体用合一的原则，道或性本体会散入万事万物当中。这样，无论是性本体，还是寻常日用，就皆是实学了。
而寻常日用，就包含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既包括道德文章，也包括世俗功业；既有格物穷理之学，也有经世治国之术。
这样，宋明儒者在儒学旗帜下所做的所有事情，就都可以称为实学了。
这一时期有着五花八门的实学概念，有的提倡儒学之实效性，如徐光启；有的提倡儒学之格物穷理特征，如李之藻；有的提倡儒学之性学特征，如杨廷筠；有的提倡儒学性善一元论，如黄宗羲。不管他们偏重于那一方面，看上去好像互相矛盾，但都属于儒学实学化总倾向中的一部分。
在以上这些人里头，高务实当然更认可徐光启，因为理论上来说徐光启就是他高氏经世实学的后继者之一，讲究的是学问要看到实效。
但此时高务实不能不思索另一个问题：这五花八门的“实学”，究竟有没有希望统一？又究竟有没有必要统一？
学术这种东西，按照高务实的看法，本身是应该“百花齐放”的，即便他不认可如今的心学末流，但也不好说心学末流里头就没有一点好东西了。
同样的，东林党难道就只有“头皮痒”、只有“水太凉”？早期的东林党人里头，气节盈胸的可也不少啊！
我到底应该怎么区分，怎么对待？
高务实很少见的坐在自己值房中发起了呆，而且这一“呆”就是一个多时辰。
直到有人来告诉他，说潘阁老一天之内连续上了三道奏疏，每一道都是坚决请辞，高务实才慢慢回过神来。
一天之内，三疏求退？
看来潘晟是彻底认栽了，不过这倒也不奇怪，申时行不救他，他拿什么勇气和实力来与实学派的“倒潘”大潮对抗？
三疏求退才是给自己留最后一点颜面，否则要是皇帝下旨夺职，那可就真是和严嵩一样的待遇了。
高务实没有料错，又过了大概只有半个时辰不到的时间，司礼监方面加急送出了今天的朱批，其中就有朱翊钧对潘晟三疏求退的批复。
潘晟第一疏求退，用的是“因疾求退”的理由，而朱翊钧的批复是“潘先生年老违和，着太医院派员详细诊治。所请不允。”
潘晟第二疏求退，除了“因疾”，还说自己近来精力不济，恐怕是油尽灯枯之兆，不如早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