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会试虽与乡试一样连考三场，但同样只重第一场，第一场考经义，又独重前三篇，因此后面两场考试不提也罢。
第三场考完，高务实便算是放松了下来，老老实实在家休息，甚至连京华各产业上报而来的消息和请示他都只是简略的看了看，大多数都只批复让他们看着办。
郭朴和张四维倒是都派人来询问过他的考试情况，高务实都只是回答“正常发挥”。他那日在考场见了张泰徵才知道张四维拒绝出任考官，除了避他高务实的嫌，同时也避儿子的嫌。
所谓考完之后在家休息，其实这话也不准确，实际上直到阅卷完成出榜之前，举子们可以参与的宴会很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还都是朝廷拨款的那种，名目颇多，不过大抵可以看做是朝廷默许举人之间互相加深情谊，无论是同乡之谊还是同年之谊。
高务实并没有参加全部的宴会，只以河南解元身份参加了一场河南举子的小宴，以及一场大宴南北中三卷举子都会参加的大宴。
河南小宴没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发生，高务实身为解元，也不想多说话，以免一开口就抢了所有人的风头，他装作神情有些萎靡，推说今日备考太累，早早就告辞回府了。
不过三卷大宴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除了几对兄弟举人参考之外，高务实还发现两名值得关注的南卷举子。
这两人，一人叫黄克缵，字绍夫，福建梅林人，高务实只隐约记得他日后在老家有个称呼叫“黄五部”，不知道是不是轮流做过五部尚书；另一人就更是大名鼎鼎了，叫顾宪成，字叔时，南直隶常州府无锡人，乃是后来东林书院的发起人，所谓东林八君子之首。
高务实不记得历史上他们在本次春闱的名次，但大致可以肯定都是本科进士，因此颇为关注。
尤其是对于顾宪成，高务实很是关注。他有后世的历史经验，因此对东林党颇为不喜。
明朝的衰落，除了内忧外患，制度僵化，天灾不断等等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争之祸。在他穿越前的早些年，阉党一直是被喊打喊杀的，但到了后来，最受人厌恶的却无疑是东林党。
说起东林党，恐怕很少有人从未听说，因为无论是影视剧还是课本上，东林党的名号都十分响亮。语文课本上也有过《五人墓碑记》，杨涟、左光斗等一批“东林君子”的正直不屈的形象让人对他们身后那个庞大的政治团体颇有好感。但真正熟悉明朝历史，特别是晚明历史的人，对于东林党大都嗤之以鼻，甚至认为东林党是明朝灭亡的元凶，为什么？
东林党其实就是自万历年间而起，在特殊政治文化生态下催生的一种政治怪胎。是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一批政坛失意的活动家，打着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的名义，组成了这样一个在民间有强大话语权的政治团体。
但他们与其他政治团体不同，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高层强大政治力量支撑，完全凭借书院这个纽带，将江浙商人地主和士大夫整合起来的政治力量。
而比起其他诸类政治团体明确的争权诉求，东林党从起家时，就树起了极高的格调，把匡扶天下作为嘹亮口号。其代表人物，比如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等旗帜角色，全是常年在民间有强大声望的偶像级士大夫，让人一看就觉得仿佛阳光明媚，暗孽不生。
事实如何呢？
东林党人其实大都是阳明心学的崇拜者，只是他们标榜着致良知的理念，却无法像王阳明那样做到知行合一。
从万历到崇祯，身居权力中枢，面对国家政治困局、危局，他们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具有建设性的办法和政策。
既然无法给出实用的办法和政策，他们便把心思投入到“拆台”之中。当徐光启提出技术改革等想法时，东林党用骂声打压了下去；当熊廷弼在辽东搞得有声有色时，又不断用舆论攻击熊廷弼。
他们高谈阔论却又眼高手低，自己做不了、不能做，也不允许其他人去做、去改变国家。正是这一群自命清高、自诩大才的东林党人，严重的妨碍了明朝末期的改革和治政，让明朝错失了最后的改革自救机会。
一个政治团体必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东林党作为新兴商业和地主士大夫代表，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惜损害国家和百姓的利益。
实际上从隆、万年间开始，新兴资本主义就已萌芽，尤其是江南一带的商业空前繁荣。天启年间兴起的财政改革，出台了针对工商业的工商税和矿税，有效缓解当时明朝的财政的紧张。
可是，这样的政策损害了东林党所代表的江南地主、商人的利益，当东林党上台之后，立刻将这一系列政策全部废除。
本来在内忧外患情况下，财政税收就尤为重要，一下子少了工商业的税收，财政紧张可想而知。可是朝廷也不能真的喝风拉烟啊，这样一来，东林党就只有将税收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百姓不堪重负，只能选择造反。
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的大明朝，却长期无法通过工商业增加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