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
这一群体，在明朝可谓是达到了巅峰。
按照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二百人左右，为历代之最！
明代的皇帝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
如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百官、按察地方等，大凡从朝中到地方的各级衙门。
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民生，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之内。
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对于朝野上下都能起到震慑作用。
只可惜，在明代中后期的时候，言官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各种言官冒死上谏，以挨廷杖为荣，被处死，还能流芳百世……
这不是畸形了吗？
庆忌不得不引以为戒。
毕竟言官的职权过于特殊，风闻奏事，捕风捉影，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会报告到国君的跟前，岂不是让庆忌忙死？
难道，庆忌非要给自己找罪受吗？
他又不是受虐狂！
“善。”
庆忌坐于陛台之上，挥了挥手道：“设立敢谏之鼓、诽谤之木事宜，不必再议！”
“为人君者，当善于纳谏，从善如流。寡人朝中有如此之多的贤臣，稷下学宫亦有数千士子敢言直谏，寡人何愁言路被堵塞？”
闻言，群臣都不禁纷纷下跪，高呼道：“大王明鉴！大王万年！”
但是，治粟内史曾点，并不打算放过庆忌。
“大王，臣以为，敢谏之鼓与诽谤之木可以不设立。然，大王身边，朝中应该有诤臣，即谏言之官！”
曾点显然是有备而来，手持牙笏，朝着庆忌躬身作揖后，朗声道：“凡择诤臣，当以三事为先：其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
“为诤臣者，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
“臣附议！”
“臣等附议！”
诸如孔丘、冉耕、子路等儒家学派出身的大臣，都纷纷下跪，请求庆忌设立“诤臣”。
所谓的诤臣，其实跟言官是一模一样。
在晏婴给庆忌所上的奏疏中，也提出来，要设立“诤臣”，以在国君身边进谏言，以使国君明辨是非、曲直、得失，然后改正……
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庆忌如何能答应？
按照曾点的说法，这诤臣的挑选标准，可谓是十分苛刻的。
诤臣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
再次，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洞悉利弊动态，又能博涉古今，引鉴前史。
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
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
总而言之，品行、才识不可缺失。
能当上诤臣（言官）的，都是一群要名不要命的狠角色，譬如魏征、海瑞这些千古名臣。
庆忌能设立“诤臣”，来纠正自己或者是后世君王的得失吗？
未尝不可。
只是，这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庆忌，略有不满。
比起这一诤臣言官制度，庆忌宁愿设立敢谏之鼓，以及诽谤之木。
为何？
“敢谏之鼓”与“诽谤之木”，形式不同，功能则一。
“谏鼓”、“谤木”均是尧舜建立的与民众沟通的渠道。
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广开言路，倾听民意，鼓励民众积极进言、谏言，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
所谓敢谏之鼓，意指尧帝在朝上专门设置了一面鼓，若有人击鼓进谏，他便会出来接待纳谏。
但其中的“敢”字却也道出了其中的深意：
一是进谏之士需有敢当面直言的勇气。
二是纳谏之人需有纳谏的仁德与胸怀。
若二者缺一，“谏鼓”就将沦为虚有其表的摆设……
尧帝之后，舜帝继位，他令人在朝廷前设立“诽谤之木”。
这里所谓的“诽谤”，并非造谣污蔑、恶意中伤之意。
放言曰谤，微言曰诽。
公开表达不满叫做谤，私下表达不满叫做诽。
因而“诽谤”一词，仍有进谏之意。
舜设立“谤木”，即是为让天下黎庶在其上发表对他的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
与“谏鼓”相比，“谤木”的兴起，说明黎庶敢击鼓当面直言的勇气已经消退，变得只敢在“谤木”上间接发表谏言。
甚至是只敢以匿名的形式隐晦进谏……
“不妥！”
这一次站出来反驳的，不是邓析，而是御史中丞伯噽。
在见到庆忌迟迟没有表态之后，伯噽就知道自己的国君，此时需要一个人站出来“拱火”，故而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