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子不报父仇，非子也。我吴人更是睚眦之怨莫不报复！”
“大王若是要整治此等私斗仇杀之风气，恐怕亦要徐徐图之。”
太宰季札叹气道。
他实在搞不明白，群臣也搞不明白，庆忌为何要自找麻烦？
殊不知，这种私斗仇杀的风气是病态的。
上自王公贵胄，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生活在“怨仇相残”之中，会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
至少，国家的法纪无法严肃！
庆忌摇摇头道：“太宰，寡人却以为，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逞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可助长个人复仇行为！”
其实，在这个时代，私人不再有擅自杀人的权利，复仇杀人须受公法制裁。
但是，春秋时期的这种风气却仍然被看作是贞廉之行！
“大王若要遏制民间私斗仇杀之风气，老臣一法，或许可行。”
季札躬身道。
“请讲。”
“昔日郑国游眅公然掠夺他人之妻，被其夫所杀，执政子展下令召还杀人者，并且禁止游氏不得复仇。”
季札缓声道：“既如此，大王何不设一调解之官，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举凡杀害父母兄弟之仇，调解之官可劝杀人者远走他乡，若不走，官府可就将其缉拿，打入大牢。”
“若杀人有义理，则使二者避开，执意复仇者，应判死罪。”
“若仇杀者与受害者争论不休，调解之官也要规劝，凡不听劝告者，则记录在案，先行报复者要加以惩罚。”
“宗族仇杀，邻村仇杀亦然！”
闻言，庆忌总感觉季札的这种做法有些古怪。
那个“调解之官”，相当于现代的司法调解员。
杀父杀兄之仇，尽量劝说当事人远离当地“避仇”，如果不避仇，调人就可以抓捕他治罪。
若是官吏依法诛杀有罪的人而被复仇的，则成为天下公敌加以捕杀。
如果杀人符合义理，就使当事双方不要同住一国，劝令不要报仇，如果报仇就要判死罪。
若是吵嘴打架，就加以评断和解，不和解，就记录下来，先行报复的要加以惩罚！
这神奇的脑回路。
还真是先礼后兵。
但，这样对仇杀者不是太过宽容了吗？
“大王！臣以为不妥。”
这时，一直坐在下边，一言不发的御史大夫孙武终于起身，说道：“杀人之罪，断不可轻饶。便是为复仇而杀人，亦不可容忍！”
“若杀人者，有故意杀人，失手杀人，蓄谋杀人，自卫杀人等。为复仇而杀人者，就相当于故意杀人，应判处死罪，或终身服劳役，以儆效尤！”
“这……”
季札愣了一下。
“善。”
庆忌微微颔首道：“孙卿所言，甚合寡人之意也！”
“晋、郑、楚等国先后立法，以治其国。我吴国承周制，行《周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然，寡人看来，《周礼》的那一套已经过时已！”
“是故，寡人欲在我吴国立法，制定一部《法经》，使我吴国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一听这话，群臣的心里直犯嘀咕。
他们都知道，这对于自己这样的公卿大夫而言，绝不是一件好事。
但，庆忌乾纲独断，执意如此，谁敢反对？
“太宰、治粟内史、御史大夫、廷尉、左丞相，着你五人，负责编撰《法经》。明年开春，我吴国之法令条文，必须要推广于各地！”
“臣等，谨遵王命！”
五个位高权重的大臣，一起参与编撰《法经》的事情。
由此可见，庆忌对于立法的事情，如何看重！
而对于那两个村子之间械斗的参与者，庆忌并没有严惩不贷。
而是按照过去的办法，迁走其中的一个村子的人，以避免再次寻仇，发生流血事件。
……
大朝会后，吴国的第二次变法，也正式拉开帷幕。
变法的内容有五项。
其一，统一度量衡。
其二，推行二十级军功爵位制。
其三，重农抑商。
其四，制定《法经》并推广。
度量衡与军功爵位制且不说，深刻影响到吴国黎庶的，是重农抑商和《法经》。
度量衡的统一，能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民事纠纷。
军功爵位制的推行，则是能提高吴军将士的作战积极性，继而提升其战斗力。
而重农抑商，则是又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在全国范围内再次登记户口，禁止黎庶擅自迁居。
山川湖泽收归国有，禁止农人进入谋生！
凡农户，不得购置粮食，以使农户专心务农。
商贾不得卖粮，粮食日后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