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陈睿斯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再联系一台设备，用两台设备来做业务。为此，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了他的意思，考虑我办事的能力比较强，就给我介绍了局机关一个叫董鄂东的人，说他爸原来是廊坊油田工作，目前已经退休了，但他的一个朋友在大港油田。让我去找一下董鄂东，看能不能通过他父亲，在大港油田找一台设备。
我就买了两条中华烟，在董鄂东下班的途中堵住了他，将陈总的意思如实传达给了他 ，让他帮忙。上次联系南阳的那个压裂车时，陈睿斯给了一笔信息费。这次，我也抛出了绣球，说如果这个事办成，我们不会让你白忙乎，会给一笔信息费的。
董鄂东就坐在我的车上，当着我的面给他父亲打了电话。第三天，我就带着董鄂东，踏上了去大港油田的路途。由于上面有人打招呼，对方也愿意租给我们。所以，大港油田对我的到来也比较重视。谈判也比较正规，是个小会议室，里面放了条形会议桌和鲜花，有领导，有记录员，还有照相的。除了我和董鄂东之外，人家就有五人参加。
为了取得人家的信任，我不卑不亢地把陈睿斯的身份背景和公司的经营情况介绍之外，还提到了租赁南阳设备的事，同时报出了相关负责人。意思如果他们感兴趣，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诚信等情况。谈判比较顺利，对方愿意把设备租赁给我们，但需要10万元的保证金，另外，他们算了一下路程，需要12万元的设备动迁费。
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陈睿斯，他因为公司财务紧张，就支付了动迁费，至于押金，让我先垫付上。
各个环节谈妥之后，很快，我们就签了合同。在签合同的当天，我就叫公司及时兑现了信息费。至于多少，董鄂东是陈睿斯的熟人，他看着办。
半个月后，位于大港油田的这套压裂车回来了，作为公司的业务员，在看到机械徐徐停在面前的这一瞬间，我有种由衷的成就感， 毕竟，我又一次完成了公司交给的任务。
大庆油田的这套压裂车接回来之后，第一站是吴旗。由于是我接回来的车，这个业务当然由我主管。上井的时候，陈总带了工程师等好多人，到了现场观看，结果施工时，出了故障。工程师、技术员忙乎了半天，还是不成功。
陈睿斯情绪很差，当场说道：“不要了，把这个车退回去！”并且态度很坚决，由于大港油田本身在陕北有项目部，立马让人把设备往陕北项目部开，也没征求我的意见，看问题出在了那里。当时，看到他们七手八脚地把设备从井场往出撤，我尴尬，失意，心乱如麻，想拦住车，再找找问题，跟对方沟通一下再说，但看到陈总脸色不好，态度很坚决，就没吭声。
过后，我把接车的过程前思后想了一下，我的理解是：这个设备可能放的时间长了，当初开走时，大港那面只是做了一下单车试验，试验时我在现场，亲眼看到运行很正常。但我忽略了一点，就是没有进行连车连试。
什么是连车连试呢？就是把几台车安装在一起做成一个系统，进行统一试验。错在就当时我忽略这点，没有连在一起试验就开到这边来了。而施工时，需要整套设备配合起来进行操作，所以导致试车时，失败了。
设备被退回后，因为有合同，那12万的动迁费和10万元的保证金，对方肯定不退。由于设备是我经手的，我垫进去的那10万元保证金，我也没好意思向陈睿斯提。这事，我像咽唾沫似的咽在了心里。
这台车到了陕北之后，当时离过年还有三个月时间。设备回到人家手里，好像没问题了，因陕北的活儿像井喷似的，特别多，人家过去之后，和我们一样，还是干的是社会市场的活儿。听说三个月时间就创造了300多万的利润。
到了年底，我听说他们的车在陕北挣钱了，由于我跟人家经理熟悉，就开玩笑也罢，认真也罢，跟人家要那10万元的保证金。经理说：“是你们违约的，还好意思要钱。”
我说：“虽然我们违约了，但没有我，你们的设备到不了陕北啊，你的设备到了我们的井场之后，公司分文没赚，还损失了二十几万的费用。其中我个人垫进去了10万元，这事是我负责的，公司不给，总不能让我白白花了这个钱啊。”
那个经理通情达理，经我这么一说，很快就把保证金给了我。
这是自我给陈睿斯打工以来，他在决策上的又一大失误。第一次失误是为了要回钱，放走了两位老专家；这次失误是退回大港油田的车。那台车一个月只有20万的租赁费，就是停上几天，找一找问题，才能花费多少钱？我知道，陈总的这个决定有点情绪化。人在情绪化下的决定，往往留有遗憾。不是么？陈总带着情绪做出的这个决定，至少让公司少赚了几百万元。
但这事倒给我提供了一个经验，后来我在山西搞压裂的时候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我就有了正确的认识，在事故关头，轻易不能说“不行就算了”这句话，遇到问题，尽力去解决。挖不透，不放弃。即使要放弃一件事，要在深思熟虑的状态下，不能跟上情绪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