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份，我灰溜溜地开着那个租来的车，回到了采油十二厂，先把雇佣的车解聘了，然后和齐东旺结算在这个项目上的所有花费。
经过核算，在这个项目上花费了24万元。这24万里面有我垫进去的7万元。齐东旺这些花费的发票整理好之后，拿到长庆局科技处报销去了，因为项目已经立项了，所有的花费都给予报销。
在齐东旺去报销了24万之前，我知道他会把我垫进去的钱给予考虑的，所以我也没有提。报销回来之后，我等他主动给我，但他也没有提，好像忘记了这事。过了几天，我就直面提出那7万元的事，齐东旺说：“这个我知道，你等一下，等我把事情处理完了再给你这笔钱。”
这一等，就等了两个多月，从年那面等到年这边了。期间，我每次跟他要，他都软绵绵地进行推脱，搞得我恼也不成，硬也不行，我只有继续等。
期间，为了给我老丈人清算利息，我开始把自己的工资给了人家，后来，借钱支付利息。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稳住老人，二是也不想让蔡霞为这个事分心。因此，我在丈人和未婚妻跟前，装得像真的买了车，车在油田配属一样。我如此装腔作势，目的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钱在一个叫齐东旺的人的手里。
到了1995年5月份，齐东旺还没有把那7万元还来。我就在一次饭局上，借酒有意放出了话：如果齐东旺再推脱不给我还钱，我就准备告他！结果有人很快就给齐东旺说了。有一天，我又向齐东旺催款时，齐东旺脸一拉说道：“听说你要告我，那就告吧，到时候我在法庭上给你还钱。”
我当时就恼了，ri驴叫老子地骂了一顿，齐东旺更是嫌我骂了他，抱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说道：“要人有，要钱没有！就我这个人，你想怎么就怎么吧。如果你骂得把钱能骂回去，那就由你骂吧。”
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只好向县人民法院起诉了。
我请了一个律师，叫郭立辉，通过律师把投诉状交给法院。赵炳是经济庭庭长，他受理了我这个案子，小刘是赵炳跑腿的，我的案子就这两个人负责。这个案子无非是欠账还钱的事，我想法院受理后，这个事情很快就会解决的，
但是，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简单。法院受理了我这案子后，由于一直找不见齐东旺，仅仅送传票这一项，就拖了我一个多月。
齐东旺得知我把他告了，给我打来电话说道：“你不要告我了，撤诉，撤诉后我马上给你还。”
见他这样说，我说：“行，那我就撤诉，希望你尽快把钱还过来。”
我撤诉后，过了好长时间他还是不还，我找到他面前了，他就说好话，诉艰难，今天推到明天，明天又推倒后天。转眼又是几个月。后来我发现，对齐东旺这号人，如果不来硬的，他永远就这么推上走了。于是，1995年11月，我又起诉了。
赵炳继续承接这个案子。第二次发传票时，发现齐东旺这次真的找不着了，赵炳就对我说道：“你给咱们打听，看齐东旺在哪里，我们去逮他。”
这期间，我老丈人大约知道了那7万元去向，心里发急了，一次次地催我。我就把实情告诉了他，说法院正在追查这个人，让他爱心等待。老人等上几天，就等不住了，只要见了我，就提钱的事，说得我如坐针毡，心里阵阵发毛。我开始还认真给他解释，后来就是躲避他。想见蔡霞时，我就跑到她读书的学校，或者到其他地方见个面，就是不敢去她家里。
毕竟7万元在那个年代不是小数，我每月的工资才三四百元。7万元相当于现在的70万或者100万，在当时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没有心情上班，我的脑海里只是要账，我的工作就是找齐东旺。
但齐东旺突然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渺无音信。一直熬到1996年5月，我打听到齐东旺在玉门油田贩油，我就立马把齐东旺的行踪告诉了赵炳，赵炳大致算了一下，说几个人去玉门，需要3000元，我就给准备了3000元，然后和赵炳、小刘到了西安，买上了去玉门油田的火车票，一路到了玉门。
到玉门以后，根据提供的信息，齐东旺就在玉门某地。为了预防齐东旺看见我逃跑，我就待在宾馆没露面，赵炳和小刘两人去逮人，结果还算顺利，两人一到该地，就把齐东旺逮了正着。
当时，齐东旺确实做着拉油的生意。见法院找上门来，他又使出了伎俩，热情，客气，一副言听计从、豁然大度的样子。他先是答应给我还钱，接着请赵炳和小刘吃饭，意思他俩玉门这一趟走得太辛苦了。
在齐东旺请他们吃饭之后，小刘就回来给我通气，说他们已经逮住了齐东旺，他包里就有两万元，我们也给冻结了，咱们明天就可以把人带回去了。让我晚上安心睡觉，他和赵炳去看住齐东旺。
我想：这下可好了，拿回一点是一点。拿回去多少，我赶紧给老丈人还多少。
在去玉门之前，我真是提心吊胆，生怕信息不可靠，我们空跑一趟。如果空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