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接到这个通知后，脑子像塞进了一条棍子，几天都回不过神来。想到我进入这个学校后，从来没有干过偷鸡摸狗的事，没有主动伤害过谁，学习也不是多么差，还当了四年的班长，但是我却得了两次处分，在领导和老师的心目中，我成了一个屡教不改的坏学生。因此，在得了处分的那夜，我失眠了，平生第一次，我睁着眼睛躺到天亮。
好友陈睿斯和赵志涛看出我心情不好，第二天特意将我叫了出去，在小饭馆里要了几个菜，赵志涛提了一瓶酒，来安慰我，劝我想开些，说只有一年时间，眨眼就过去了。说赵元的儿子本来今年也毕业，但进了监狱，你蹲在学校，总比蹲在监狱强吧？让我向孔乙己学习，遇到不好的事，尽量乐观些。那年头，人们都喜欢议论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动不动就拿孔乙己劝人慰己。我当时虽然闷头喝酒，心里想：我只能用“孔乙己”的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了。
没有多久，班里的同学要离校了，陈睿斯和赵志涛要离校了，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刘芳也要离校了，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看着他们校门前沿着依山绕行的道路走向远处，我的目光随着他们的身影拉长，延伸，最后又收回来，这样重复了几次。在送走最后一批同学时，我看着空荡荡的院子，想想这些与我处了四年的同学，像鸟儿一样各奔东西，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而我还要在这里待一年，还要面对几位我不愿面对的老师。在这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了一种巨大的孤独感，感到心空得能装进远处的山头。在那么一瞬间，我突然鼻子发酸，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我本身是个性格比较强硬的人，轻易不落泪。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管不住自己的眼泪了，任它在我的心里、我的脸上放肆地流着。
在我边哭边走的时候，遇到了学生工作部的部长，他知道我的情况，见我情绪很差，就一路陪着我，说着安慰的话，让我鼓起精神，不要想得太多，说年轻人受点磨练，对今后的发展有利。他说着，我听着，他一直把我送到学校给我安排的那间小房子前，才离开。
哭过之后，我的心就渐渐平静了。人家走了，我还留着，在家人面前，我得为自己的留校说个理由。为此，我给父亲和奶奶说：“校领导让我暂时在学校工作一年，尽管工资很低，但对我未来的发展有好处。”
这是我安慰家人唯一的说辞。但是过后想起，如果没有这一年的历练，就没有我后来在石油行业的崛起。有时候，老天要成就一个人，就要你饱受一些磨难，从一些成功人士的经历看，你不得不信。
1991年到1992年，对我来说，是个比较尴尬的一年。说是学生，但我没有课上；说是工人，但我没工资。我只有以一个四不像的身份蜷缩在学校后院那个小小的房子里。当然，针对我个人，学校也做了一定的安排——把我放在了学校的后勤科。因为学校对我的教学工作终止了，我只有参加劳动。后勤科就是我参加劳动的单位。一把手科长叫刘汉文。我报到之后，他郑重地对我说道：“从今以后，你必须要按照大庆精神的三老四严来要求自己。”
我说：“对。”
大庆精神的三老四严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是我装作知道，答应得很痛快。
他又说：“你的具体工作就是待在我办公室对面的房子里，我随时叫，你必须马上就站在我面前。”
我说：“对。”
刘汉文：“如果我要叫张三李四，你必须在三五分钟内把人叫到我办公室！”
我说：“对。”
后勤科有个齐进玉的人，他是搞后勤的，譬如床板啊，垫子啊什么的，领出与存放，包括桌凳的维修，都由他管。得知我的情况后，对我比较同情，闲了跟我聊，有时候还带我到他家去吃饭，也经常指点我如何干工作，如何与领导打交道等等，凡是常识性的东西，都给我讲讲，目的让我无论是大活小活，尽量把活儿干好。由于我的一些同学离开时，都约定与我写信联系，因此我来信比较多。齐进玉经常从信箱帮我往回拿信，有时还把与我名字相近的人的信拿来了，让我有些哭笑不得，但是我知道，他的心是好的，知道信件对我来说，是打发心情的一种方式，所以喜欢给我送信。
由于我与后勤上好多人不认识，刘汉文让我叫个张三李四，我不知其什么身份，怎么称呼，所以这个时候就去问一下齐金玉，才能跑去叫。在齐进玉的帮助下，后勤工作虽然杂七杂八的，没有头绪，但我尽力而为，几乎没出啥差错。
没有多久，刘科长突然让我去喂猪。由于学校后面养了几头猪，估计养猪的人有事走了，他叫我去接替。他说养猪工作比较单纯一些，也适合年轻人干。我虽然出身农村，从小与猪羊牲口打交道，这个活儿我肯定能干。但是，这是学校，不是我家里，喂猪的事儿我肯定不干。所以，他的话一出口，我就冒火了，炸弹似的扔了一句“我不干！”没等刘汉文解释，我就转身走了。
几年后，我在一个同学口中听到了这样的传言，说我去喂猪了，最后在一气之下，把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