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阜的儒生，大部分还是过着清心寡欲，自我修为的朝圣生活，可也不乏一些逃避现实的官二代，官三代这里隐居，还有一些曾受到朝廷排斥或又是犯官子女在这里避世的……。所以自洪武起、经历了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天顺、景泰直到现在的成化，明朝的文人已经没有了进取的精神。只能修身养性了，因为从洪武起明朝就失去了表达与探索的精神，整一个社会风气也变得十分低迷，而这些全都是拜当时盛行的文字狱所赐。
到了成化年，朱见深对这方面有所宽宥才使的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这些理学大家随后兴起，到了正德、嘉靖时也不得不回家种田、教书育人了。可也比洪武时期动不动就砍脑袋强，明朝中后期，各种新兴的思想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但是当时明朝的做法却是在极力打压着这类新思想的诞生。甚至为了防范这种“离经叛道”情况的出现，八股文，台阁体这些无疑是把考生那尚才萌芽的先进思想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但是相比于朱元璋在位期间的明朝初期，明朝中期文字狱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相较于初期而言。
文字狱自古有之，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光所能想到的就不知凡几：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北宋时期改变苏轼一生命运的乌台诗案等等。
虽然每个朝代或多或少都有文字狱的案件产生，但是历史上文字狱最为盛行的时代还是明清时期。
明朝的文字狱其类型更偏向于禁锢思想，扼制新兴观点的产生。而不是清朝时期的“反清复明”，这无疑极大阻碍了明朝时期的文学进程。
两汉有雄浑瑰丽的汉赋、唐朝有华美璀璨的唐诗、两宋则有婉约清丽的宋词，连蒙元也有独树一帜的元曲，它们都可以称之为“一代之文学”，无论汉赋唐诗、还是宋词元曲，都留下了无数辉映千古的名篇，也产生了众多让后世仰望的大诗人、大文豪，他们的名字让千载后的我们仍然为之自豪。不过到了大明朝就出现了尴尬的状况，它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上竟然很难找出足以匹敌前人的诗坛巨匠来。
明朝时期创作的佳作只是暗淡的星光，寥寥无几，因此，明清时代便鲜少出现内容新颖有独到见解的作品，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呆板无比的八股文，更别说诗词了。
朱元璋曾多次因为一些诗词歌赋中所带的禁忌字眼而变得雷霆大怒，甚至还会对作者施以极刑。比如杭州府学的教授徐一夔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词句，短短的一句话中出现了两个朱元璋所不喜的字眼，结果被斩首。比如翰林学士高启，他被后世称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由此可见他的历史地位着实不容小觑。可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他只是按照个人喜好作了一首内容有“龙盘虎踞”的字样的诗，就受到朱元璋的猜忌被斩首。又比如钱宰，只是在家自娱自乐发了一点上班太早的牢骚，也难逃朱元璋的眼线。第二天上朝时就被朱元璋点名说诗作得不错，就是有个字出现了问题，吓得钱宰当场跪地求饶。到了洪武后期，朱元璋手上便沾染了太多文人的血液。而他也不负众望，成为了历史上杀死文人最多的皇帝。
其中有名的案件有二十起，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所做内容中出现“作则垂宪”被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所作内容中出现“垂子孙而作则”被诛、福州府学训导林博璟所作内容中出现“仪则天下”被诛等等……。
朱元璋在当时这一系列操作，直接将明朝时期学子想要入朝为官的积极性降到了最低。那些正统的儒生不愿入朝为官害怕朝不保夕祸及己身。因此新鲜血液不愿意入朝为官，已经在朝堂之上摸爬滚打过数年的老臣也产生了辞官隐居的想法。
从先秦开始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对任何一个古代文人来说，作一首勉强能通的诗是基本功，文人之间的唱和酬酢也是以诗歌为主，不少诗词名篇都是即兴应景而作，可有明一代，这样体现真性情又有极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却几乎没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最主要的是八股取士制度的影响、党争和文字狱的威慑、整体学术氛围的低迷等。
“噤若寒蝉”便是当时文人最真实的写照了，因此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会因为一句无心之失，受到皇帝的猜忌最后丢掉了性命。剩下的不敢辞官也不敢忤逆皇权淫威的官员，也丧失了自己初入仕途的野心与抱负，无所作为。
所以也别怪“三杨”时期，只知道歌舞升平，也不能怪当今纸糊三阁老，泥朔六尚书了，整个文坛一团死气，直接影响到了朝堂官员的素质和文学功底，像商辂这样的人物也不得不回家种田。
以八股文为科举文字的标准体裁、以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为出题标准，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对沿袭数百年的科举制度最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对朝廷来说自然是有利的，相当于强制性的统一了天下儒生的思想、而八股文这样的题材也确实带来了审卷和评定举子文章优劣的便利。但其后果就是让举子们禁锢于朱子的学术体系中，写起文章来也习惯性的按照八股文的框架，在螺蛳壳里做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