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漫长的历史中，流民群体是让所有王朝异常头痛的问题，因为这些群体不待在家乡，四处游荡，使得官府追踪不到，更不用说实现有效管理了。
在朝廷看来，这群人无业、甚至无家，是社会道德、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他们四处游荡，一旦有人振臂一呼，汇集成了不可控制的军事力量，势必会搅乱一个区域的社会秩序，严重地会威胁到王朝的统治，因此严控流民成为了任何一个朝代的选择，黄巾起义是谁发动的?黄巢起义是谁发动的?都是流民。每一次大的造反的基干力量都是流民，刘邦造反的时候是流民，隋唐好汉多数是流民，朱元璋的身份也是流民。朱元璋当皇帝以后，明朝对他多有美化，说他出过家，修行佛法，其实就是饿的不行了把自己头发一剃，托了一个饭盘去讨饭而已，本质上还是流民。明史说他游历于江淮之间，那不叫游历，应该叫盲流，盲目地流动，哪里有饭吃他就去哪。
朱元璋从流民逆袭成为大明开国皇帝，激励着一批又一批想成皇成王的流民前赴后继，所以大明朝把流民看成了对朝廷最不稳定的因素，不是剿灭就是封锁。所谓荆襄地区，指的是鄂、豫、川、陕的交界区域，这里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和矿产资源集中地，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区域四周环绕分布着终南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等众多崇山峻岭，但汉水和它的支流带来的充沛水量，让山间的平地丘陵耕作条件优越，自秦汉以来就农田阡陌密、生活十分富足。汉末三国中原离乱、北方大族迁徙到这里的很多，自刘表据荆襄以来，就牵动了天下局势。魏蜀吴三国形成对峙局面的时候荆襄的地位曾举足轻重，据之足以撼动天下。
而到了千年之后的明朝建立之初，这一区域却成了荒无人烟的绝地。这是因为宋元之间的拉锯战荆襄一带是主战场，数十年的战乱造成了惨烈的浩劫，荆襄土著居民几乎被荡涤一空。而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时，南琐、北琐义军曾以襄阳为主要基地，形成一股割据势力，朱元璋建政后，和这股红巾军又在这里连番大战，荆襄地区好不容易凝聚的几分元气又被彻底耗尽，朝廷干脆将整个荆襄彻底封禁，除了在战略要地襄阳附近设置几个屯田的卫所外，不准一般民众入驻。
明朝经过百年大致安定的发展后，很多地区又面临了古代社会常见的人多地狭问题，大量失地农民渐渐涌向荆襄，毕竟这一地区有着不错的自然条件，而且也没有土著阻挠，在这种情况下，明初的封禁政策早已不合时宜。不过大明的文官政治到明朝中叶已经发展成熟，官僚系统的特征就是互相推诿、效率低下，而且地方官普遍不愿意承担责任。只是按惯性继续维持名存实亡的封禁，此时荆襄距今开垦的流民已经突破百万之众，朝廷也不派官员去治理，也没有在这里重新设置州县。
上百万民众在地方官的怠政下被弃之不理，荆襄地区逐渐成为天下流民的乐园，为了各自能生活自保，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团体”，说穿了就是自订规矩，说好听点他们在这里能够自由耕作、开采矿产、采伐林木，建立起了自己的世外桃源。
不过各地农民的大量流失让官府和地方豪族失去了劳力，很快有人上书朝廷要求不准本地民众外逃，而且要求荆襄再度封禁，甚至想将已经在那里建立家园的流民全部赶回原籍。当然这会让这一地区局势整个失控，后来荆襄相继爆发的大规模流民起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按照传统的儒家观点，一个社会的群体被划分成士、农、工、商，这些群体之间各安其业、互不干扰，在统治者看来，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划分状态，更是一种静止的社会状态，是有利于维护统治的。
荆襄流民问题是整个明朝中叶最大的社会问题，其根源是朝廷和地方官府因循守旧、不愿意面对现实，又受到地方士绅出于自身私利而形成的舆论压力，把本来可以成为朝廷一大税赋来源的荆襄流民生生逼到自己的对立面。后来镇压荆襄流民数次起义，耗费白银千万两计，最后实际上还是承认了流民在当地开垦的权利，被设置了流官管理。荆襄一旦稳定后发展很快，人口和经济都飞逝增长，甚至成为了华中一带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是明代中期以后流行的，其中荆襄流民的贡献也功不可没。
而这一次朝廷委派原杰去治理荆襄流民的附籍，就是明白了荆襄流民靠封锁、驱逐，杀戮是行不通的，朝廷才不得不接受，让原杰抚治荆襄流民，看看，把以往的镇压，变成了抚治，这就是一个转变，往年来，大明对付这些流民采用了边关的防守办发，以严刑峻法和筑堡戍守的办法来防止流民的重起流入，但社会矛盾没有解决，饥寒交迫的农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朱见深也是很无奈，升任为左副都御史的原杰前往规划抚治。
章子俊知道，在往后的几年中，原杰又以襄阳府所属郧县居竹山、房县、商县、洛南、上津中，修筑道路，且距襄阳甚远，山林深阻，将吏鲜至，遇事发难以驭制，便拓宽其城，设置郧阳府，以上述各县附辖。还置湖广行都司，增兵设戍。另于西安府增山阳县，南阳府增南召县、桐柏县，汝州增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