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水平甚至比得上朝鲜的中人。要知道，中人在朝鲜的地位可不低，一般都是医生、捕快、乐师之类的职业者，收入水平处于中上层，结果也就和东岸普通百姓——至少首都附近的百姓是如此没错——差相仿佛，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在起着作用呢？
是了，这位黄司长也说了，他们近海有很多鱼虾，南边的荒原上也有许多的无主之牛，所以百姓生活富裕。但除此之外真没别的原因了吗？赵初彦想说没有，但多日来的见闻告诉他，不是的，还有别的因素！比如东国人的种子就是好，长出来的麦子饱满，产量还多。另外，他们有许多的牲畜，还有很多好用的机械，所以一个人可以耕三十亩地之多，这就保证了足够的粮食富余量了。在这一点上，即便朝鲜的百姓再勤劳，也是远远比不上的，更何况两国的税负水平更是天差地别，这就注定了两国百姓生活水平的差异。
“余尝患我国之贡额烦重，民不堪命。少时出使燕京，睹清国之现状，发现亦如此，自此谓诸国皆然。”赵初彦端起了面前的茶杯，轻啜了一口后，苦笑着说道：“直至今日，余才知重税病民并非举普天下皆然，上国却是践行了圣人的爱民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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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赵初彦更是发现，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条上，东国人似乎做得也更为出色，只不过他从来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一点。时至今日，赵初彦也对东国人的政治体制有了一定的了解了，知道这个国家没有所谓的皇帝，国家元首曰“执委会主席”，似乎是通过缙绅会议选举出来的，各级官职所有人也都可以担任，不像朝鲜那样规定好了哪些由两班担任，哪些中人担任。
在这一点上，《孟子》的这句话难道不是东国人践行得更好，而朝鲜人虽然嘴上日日诵之，实际上却没把圣人的理念当回事吗？难怪有东岸学者曾撰文指出，中国、朝鲜、越南等国的儒家学者被程朱理学毒害得不像样，学圣人只学了个皮毛，流于表面，反倒是东岸人重信守诺、善待百姓，人民安居乐业，百姓不受乱世动荡之苦，如果这不是王道乐土，那么还有什么有资格被称为王道乐土？这话虽然有往自个脸上贴金吹嘘的嫌疑，而且这个国家无君无父，很难说是否可以一以贯之，但就目前来说，看样子做得还不赖，至少比朝鲜王国要好。在这一点上，赵初彦即便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说朝鲜或中国在践行孟子“王道”思想、建设王道社会这一方面要比东国人好。
而且，东岸政府还允许民众批评自己（有没有用先不论），地方上的县乡一级还有小规模的缙绅会议的存在，每年都开会讨论国计民生。这些来自社会基层的建议或批评，有的会被政府接受，这一点就很令赵初彦感慨颇深：“长民者每以黎庶为蠢蠢，而侈然以肆于其上。殊不知民虽至愚而神，其是是非非一出于公心，有不可以威势屈利口诱焉者也。”
当然，赵初彦这里的“民”未必指的就是普通小老百姓，而是指地方上的生员、缙绅，认为他们爱憎分明，说话多出于公心，比朝堂上的“肉食者”们来得更加直接。因此，在认识到东岸人地方政治协商会议的存在及作用后，就很是感慨了，认为这有上古遗风，虽然会议代表内强制规定了普通农民、手艺人、商家、武夫们的比例令他感到有些不满。
只是这样的认识，只能让赵初彦的思想更加混乱。现在的东岸，在赵初彦的印象中极为复杂，一是他们的课程丧心病狂，不尊名教、不学经典、不讲大礼，百姓追名逐利，全国一片腥臊浮躁之风；二是他们对官吏好，对百姓也好（甚至就连残疾人都有一定的福利，虽然少得可怜），国家富强，人人安居乐业，充分体现了孟子的仁政爱民的思想，同时也有了圣人口中的“大同社会”的几分影子——他们是不学儒家经典，不继承华夏道统，但所作所为却又暗合古仁人的经典思想，建设的目标也是奔着孔圣人的大同社会去的，这难道不比那些口上日日念诵孔孟之学，实际上却行的吃人礼教之腌臜下作破事的人强吗？正如东岸人批判程朱理学时所说的，“礼”这种集交往礼仪、社会秩序、处事哲学等在内的东西本没错，但如果过分强调这一点，并将其上升到宗教的程度，那么就不可避免僵化然后走歪，最终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这个时候，赵初彦的额头上已经微微见汗，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因为再想下去问题就要来了，即到底谁才真的是继承了古仁人的理念、继承了华夏传统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他赵初彦可以选择的话，他认为可以合二为一，综合东岸与中华两家之所长，当然是以儒教为主、东学为辅了——其实，连赵初彦也没有发觉，在东岸这些时日的潜移默化之下，他的思想不知不觉之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偏移，要知道最初他对东岸的一切都是很排斥的，甚至直到几天前，他还对东岸人批评在朝鲜和明国极为流行的程朱理学感到怒不可遏呢，结果现在却又经历了这样的转变，思想完全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让人颇为可怜这位屡屡被重塑三观的中年男人了。
赵初彦最终完全是心事重重地离开了税务署返回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