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岭，有很多意义，可以划分无数的分支。
只挑最细的一条分支来看。
假设一艘货船的载重量是1000吨。
一个东西方贸易的周期，是一年半。
那么，装1000吨棉花，和装1000吨棉布，是不是运费一个价？
显然，是的。
那么，资本会选择装1000吨原材料？还是会选择装1000吨经过手工业增加了劳动值的棉布？
工业革命革到什么程度，就是运原材料、还是运成品的分水岭。
这个阈值，现在来看，英国还得三十年到五十年。
英国的商业资本，现在需要印度廉价的劳动力、远胜于兰开夏的生产效率，并且需要强制的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改造，比如搞包买制、搞手工场。
这样，才能在大顺的走私狂潮的压迫下，获得足够的利润。
这，也和上面的生丝问题一样，需要获得优势的统治地位，否则是搞不了的。
现在的印度问题，和历史上鸦片战争的中国问题，是不一样的。
不能刻舟求剑地去臆想此时孟加拉问题的本质。
东印度公司，现在需要印度作为一个“生产者”的角色，此时从未想过把印度作为一个“消费市场”。
不现实。
连已经开启工业革命的大顺，现在对把印度搞成市场这件事，都让刘钰头疼，英国东印度公司此时何德何能？
一个消费市场和原材料市场，是可以以半殖民地的状态存在的。
一个生产者地区，是不能以半殖民地的状态存在的，因为必须要强制把这里拉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只能以暴力、强制、关税、控制等等手段。
就如同刘钰在松苏改革的基础，是他手里捏着暴力机关，有军队、刺刀、衙门、刑罚、官僚、统治、关税、海军，而不是靠他念经，就念得佃户退租去做工了、资本去苏北垦荒了。
印度问题也一样，东印度公司现在在大顺劳动人民的逼迫下，只能对孟加拉进行最极端的强制改动经济基础。
催化种植园、手工场、包买制等等这一切。
否则，要完。
而这一切，必须要统治，而不是仅仅把控关税。
东印度公司和大顺商业资本之间的矛盾，很简单就能总结：一件破棉布成衣，1754年能在伦敦能卖2.04英镑，这钱赚的真爽，大顺商业资本也想这样躺着赚钱。
东印度公司又不想让大顺的商业资本赚这笔钱，只想让大顺做生产者，可这些年膨胀起来的大顺的商业资本又不肯主动去死，松苏大阅之后，大顺的商业资本不但不想主动去死，甚至还想让各国东印度公司都死，那咋办？
这就是矛盾。
这种矛盾，在此时的英国其实挺有意思的——放开关税，会让大顺的商品蜂拥而至；而严守关税，又给予东印度公司垄断专营特权，那么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专营，是不是叛国、卖国？靠自由贸易的小散商，去和大顺西洋贸易公司这样的怪物，去争夺西非、波斯、土耳其市场？
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如果想要强制把孟加拉的经济基础改变，就必须掌握暴力机关、掌握政权，否则玩不转。
贾法尔这样的野心家，靠着背叛，从老二变成老大，如果连暴力机关、政权核心、土地税收这些东西，都卖了，那他背叛的意义是啥？
不给好处，谁叛变啊？
这就是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反过来说，如果英国现在已经爆发了工业革命，而且其生产效率已经达到了历史上1820年的水平，那么反倒是有可能互相妥协的。公司拿到关税，节度使当个守土官长，倒也不是不能接受。
这其中的逻辑，就和刘钰力主的全面入侵印度不同。
因为英国大约在1750年，就基本消灭了自耕农和小农经济，一个适合着床的环境已经有了，只等着卵受了精，便开始发育。
而刘钰力主全面入侵印度的原因，则是希望暴力摧毁印度的小农经济基础，让印度的棉纱，和大顺的传统升级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家庭包买制铁轮脚踏飞梭织布业配合，以一种暂时不痛、但一旦痛起来就已经病入膏肓的方式，激发大顺的狂暴变革，暂时麻醉大顺的封建统治者，悄悄滋养新时代的力量。
此时两边对孟加拉都垂涎欲滴，两者都是要全面入侵，但形式相同，内核逻辑全然不同。
这种深层的区别，也就是大顺一直蹲在锡兰看热闹，并不在这时候主动来印度的原因。
哪怕刘钰知道孟加拉的国库有上千万两白银，刘钰也不为所动，继续等，必须等到一个可以打开欧洲市场、走私合法化的机会，没有一个广阔的消费市场是不能快速改变经济基础的。
所以大顺对印度的入侵，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只能作为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一旦开战，不可能只在印度地区打可控战争，必须对欧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