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户主连忙摇头。
“大人，俺们小户人家，讲究的是捧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我勤勤恳恳地干，若是遇到粮价高了，再积攒一些钱，便可以押租更多的地。浑家再做些纺织，平日里再节省下，若得年岁好，也能积攒下几文钱。”
“可若贷债，这心里就不踏实。粮价又贱，实不敢贷。”
“如今这年月，既怕丰年，又怕灾年啊。丰年粮贱，灾年无收……”
“至于说种棉种桑，棉少种些还好，若种多了，如何忙得过来？一旦收棉的时候一场雨，忙不过来，忙活一年就全扔了。种桑，又哪里是二三年能收入的？若是借贷，这三五年的利钱，便要翻番，谁知道三五年后的行情？”
“是以，若有余钱，就押租；若无余钱，也不想着借贷去发财。”
“况且来说了，凡借贷，总得有抵押才行。我等皆是佃田的，连田皮田骨都不是。手里并无半分地，地都是别人的，如何能贷的出来？”
看来稍微有点能力的中农，也不想要贷款。也可能是天朝自古以来的高利贷传统，使得普遍性的对贷款有些害怕。
九出十三归这个词只能出现在明朝以后，因为宋朝的官方合法年利是72%，不必九出十三归。自古以来的能叫人家破人亡的利息，想来农户对这种新事物的担忧是必然的心理，社会意识的扭转没那么容易。
刘钰知道再聊下去，只怕就要又聊到农户最关心的粮价问题，便只好将话题叉开。
也确实如此，棉花虽好，但大顺既没有奴隶，也不是太流行那种专职打工的人群，除非是转型的农业资本经营者雇佣长工短工，否则小农家庭确实种不了多少棉花。
种多了，一旦棉桃裂开后下雨了，全完。
蚕桑比棉花更麻烦。
小农是承担不了这里面的成本的。
所以到头来主要收入，还是要粮食。粮食进口保证工商业低成本，小农阶层若无不满，那就见鬼了。
松江府虽然工商业发达，可真正脱离土地的城镇人口，还是少于小农的。虽然单纯的经济总量，工商业已经高于农业了，可是数人头的话，小农的力量也不可忽视。还是要温水煮青蛙，渐渐把小农要么逼成土地经营者，要么逼破产，否则粮价问题始终都不能让大多数人满意。
又闲扯了几句，去置办酒菜的随从便回来了。
吃饭之前，刘钰又看了看这家佃农抱养的弃婴，小女孩粉嘟嘟的，并没有裂唇之类的毛病，也没有任何的残疾，只是家里养不起了。
许是这家女人的奶足，这小女孩长得也还算健康，并没有那么凄惨。只是这命运已然注定，若不出意外，自小就当是儿媳妇养着，将来难免受气。别说没有爹妈兄舅撑腰，就算有的，婆媳关系又有几个好的呢？
用饭之后，刘钰本想着扔点银子的。但想了想，最终还是什么都没留下。
出了这家佃农的门，离了村子，松江府尹听出来刘钰自始至终都没有问粮价的事，他也没有哪壶不开提哪壶。
之后几日，刘钰又去附近的几个村子转了转。既去了地主的家，也去了自耕农的家，还去了那些真正佃户的家。
转过之后，随行的要一同回京复命的一个海军的军官忽然说道：“鲸侯，我倒是想出了个办法。如今朝廷的税虽低，可是民间的税却重。既如此，朝廷何不直接征收十一税？仍旧按照原本的数额上缴国库，剩下的大多数，便留在地方。在此数额之上，不得乱征。如此，地方发役、迎差、车马等费用，皆从截留的那部分出，这不就得了？”
“古人云，慕虚名而处实祸。朝廷又何必非要这个三十税一的仁政之名？我想，若真能做到十而税一、甚至八税一、五税一，这对百姓都算是减了负担。”
“之前攻打倭国，这倭国动辄五公五民，可即便这样，只要能保证真的五公五民，我看他们的日子过得也未必比本朝真正的佃农差。”
“现如今朝廷三十税一，十亿亩土地，按说一亩地收0.03两白银，这就是3000万两的农税。可实际上，朝廷哪收的这么多？”
“朝廷一年农税不过2000万，可民间负担，竟不比倭国的五公五民轻。如此，恐是社稷大患。”
“既说地方官和乡绅的都贪污、加派、借国税之名增税，那直接十一税，八一税，还是原本的押解国库。剩下的，只让他们自贪了去、用了去，我看也比现如今顶着三十税一的仁义名声，搞得民不聊生要强。”
刘钰忍不住笑道：“狗屁的办法！得了吧，你还是干你的老本行，画画海图、研究下军舰阵型得了。这等事，你们出的主意，和北方大儒那一套均田法，差毬不多。听起来美好，做起来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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