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已是正德二十二年。
朱厚照终究还是没能戒酒，他有一个多月滴酒未沾，有天半夜突然醒来闹着要喝酒。
皇贵妃不敢反对，太监和宫女更不敢反对。他们顶多规劝几句，因为以朱厚照的脾气，反复劝谏肯定会暴躁发怒——喝酒总比直接气得暴毙更好。
于是，皇贵妃与皇帝约定，一个月只能喝两杯黄酒。
朱厚照尽量控制自己，但偶尔也会多喝，他一直就是个自制力不强的人。
三大官职空缺，拖了一个多月悬而未决，相关事务暂时由几位副手署理。比如工部左侍郎赵璜，在正式描述官职时，就得加个“署尚书事”、“代掌部印”的前缀。
太液池边，三人钓鱼。
不要发怒，不要发怒，不要发怒……朱厚照反复告诫自己，平缓心情说：“你们如何看？”
杨廷和不喜欢钓鱼，但现在不得不喜。
朱厚照自从病情恶化之后，就没有上过一天早朝。每有朝政要事，便把杨廷和、王渊叫来钓鱼，能跟皇帝一起钓鱼，已经成了百官羡慕的事情。
听到皇帝发问，杨廷和说：“该杀！”
王渊也说：“确实该杀！”
朱厚照道：“张文锦、贾鉴虽然已死，却也要夺其官职，收回二人的一应封赏！”
杨廷和错愕，连忙解释：“陛下，臣是说朱振该杀，参与兵变的军官也全都该杀。”
“他们是被逼反的，于法不容，于情可谅，怎能一杀了之？”朱厚照很不高兴。他更生气的是，自己一生最高光的应州之战，居然被太监和武将贪走了士卒封赏。
王渊分析说：“陛下，席侍郎的奏疏，依臣看来另有文章。作为平息兵变的三边总督，不该在奏疏当中只给兵变军官说好话，而兵变造成的杀孽却只字未提。还有，席侍郎把朱振夸得太过了，这已经完全脱离实际。”
杨廷和也说：“张文锦此人，臣还是知道的。他是极为谨慎的性格，不可能没亲自查验边堡，就强令三堂士卒带家眷移驻。朱振的奏疏有假，席侍郎的奏疏竟如出一辙，这个事情太反常了。”
王渊猜测道：“张文锦和贾鉴贪污，或许确有其事，但不至于让士卒及家眷活活冻死。只有一个可能，新筑边堡离长城太近，移防士卒不愿顶在边境送死，也不愿舍弃自己原有的家宅土地。张文锦治军严明，必定强令士卒搬迁，而贾鉴迫于巡抚压力，估计也只能听令行事，从而激起了大同兵变。”
杨廷和与王渊对视一眼，发现彼此竟有默契。
朱厚照仔细思索，迷糊道：“真是这样？”
“必然如此。”王渊、杨廷和同时说道。
又过半月，席书的第二封奏疏送来，这回却是派人悄悄送出大同的。
朱厚照看了气得不想钓鱼，也懒得召见王渊、杨廷和，只让内阁自行处理此事。
席书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竟将事情查得清楚，还暗中收服了一个军官。
事实与王渊的猜得大同小异，兵变主因是三堂士卒不愿移驻新堡。有军官士卒怕死的因素，也有武将贪污克扣的因素。本就满腹怨气、生活艰难的士兵，现在又要带着妻儿家小去“送死”，出发时还遭到参将贾鉴的殴打，激愤之下就把贾鉴给分尸泄恨了。
闹出兵变以后，那些军官冷静下来，吓得跑去长城以外的废弃旧堡。
张文锦害怕边军投靠蒙古，连忙派人去招抚。本来已经招抚成功，却又连夜逮捕兵变头子，激得那些军官再度叛乱。
归根结底，是军屯制遭到破坏，边镇早已兵无战心，不愿为朝廷卖命。
就像一家现代公司，天天自愿加班996，还莫名其妙扣工资，年终奖也被各级主管贪了。现在突然说，公司在索马里开展业务，要调一批精锐骨干过去。那里条件很艰苦，大家一定要努力克服，至于工资暂时就不涨了，以前扣罚的薪水和奖金也别想。
还不能不去，否则就起诉拘留你一年半载。
你是员工，你会炸吗？
……
阳春三月，王渊、杨廷和做了一笔交易。
刑部左侍郎汪俊（杨党），升翰林院学士兼掌制敕房。左都御史彭泽（杨党），转任户部尚书。兵部左侍郎王瓒（王党），转升工部尚书。
席书升任仓场尚书，秩比尚书，但权力与其原职仓场侍郎相同。
并且，席书留任三边总督，负责督理大同军事。工部左侍郎赵璜（王党），转任仓场侍郎，代替席书署理仓场事务。
王阳明留任南京吏部尚书，加柱国，授荣禄大夫——心学弟子来信，王阳明肺病复发，王渊不敢把老师调来北京呼吸沙尘暴。
一句话归纳，翰林院、制敕房、户部都扔给杨党，王渊死死抓着工部和国库，顺便给王阳明、席书提升品级。如此，换来杨廷和支持王渊整顿边务，两人颇有些井水不犯河水的味道。
兵变头子朱振，官复原职，担任大同总兵。其他兵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