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曾经在半驯化苍蝇后，自信心爆棚，尝试过驯服一些甲虫作为役畜。
役畜，也称为力畜，是供使役用的牲畜，可以用于耕作、驮运、骑乘等。对于人类而言，役畜包括马、牛、骡、驴、骆驼等。
役畜是古代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作为农业时代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役畜对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影响都很大
中外古代都有传统机械，这些机械往往需要借助人力或役畜才能运转。因此，以役畜为代表的生物能，是这一时期人们最为依赖、使用最为普遍的动力形式。
牛、马等大型役畜还可以驱动车辆，为军事和运输提供动力和速度。
对于原始经济体而言，马既是广阔草原上可以代步的脚力，也是恶劣环境下生活资料的来源。至少在5500年前，生活在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波台人就已经以骑马放牧为业。马粪、马乳和马肉却可以为高寒地带的游牧民族提供热量，并能帮助他们以更高的速度猎取其他动物。
在中国，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马就已成为北方游牧地区除人之外的重要角色。契丹人将马、牛奉为民族图腾，认为其先祖是一位乘着白马的神人与一位驾青牛车的仙女交合而生，因此，“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
自夏商周开始，中国的王朝为维护政治集权和抵御外来挑战的需要，使马匹作为军用役畜的功能进一步放大。借助早期农业的发展和后勤供给的改善，中原王朝的马匹保有量大幅提高，从而能够以多马一车的方式对抗北方部族，冲击力和战斗力都大为增强。
就像石油对于现代战争的意义，先秦时期的马匹保有量往往也是诸侯争霸的物质前提。因为马是战事的核心，最高军事首脑遂被称为“大司马”。孔子以马和车的多少来衡量国家实力，称大国为“千乘之国”。
那时候，御术（即对车和马的驾驭技术）的高低，决定了马的动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应用，所以“御”和礼、乐、射、书、数一起，被列为先秦士大夫必备的生存技能。高明的御手甚至能因御术而跻身权贵，周穆王的御手造父，传说就是因为“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使西游昆仑的穆王及时回师平叛而最终发迹的。
秦皇汉武之所以成就霸业，也与其重视大型役畜这一战略资源不无关系。商鞅变法的主旨即为“耕”与“战”，所以役畜就显得尤其重要。当时“盗马者死，盗牛者加”的重刑，既反映了国家对官牛资源的保护，也从侧面证明了农业社会对役畜的迫切需求。
汉朝大力发展马政，才得以建立了行动迅速而灵活的骑兵部队，与匈奴骑兵的速度缩短了差距，而且也解决了粮草供应和辎重运输问题，使得汉军能够深入大漠腹地追击匈奴。
明朝饱受蒙古侵扰，因此非常重视马政，动辄即高呼“国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马”。明代尽管重视马政，但至宣德年间即自告废弛，宋、明两朝先后亡于蒙古和满族铁骑，与战马偏少而质劣不无关系。
为了使役畜的强大驱动力在战争期间发挥出来，秦朝实行“车同轨”，还“为驰道于天下”，以便能在必要时以最快的速度向各地投放武力。
牛对运输与农耕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马。虽然马也可以“牵犁耜，驾粪车，辟土沃田”，但在绝大多数时候，这些工作是由更温顺、更易养活的牛来完成的。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厩苑律》表明，秦国曾为了大量孳息和使用牛耕，对养牛户的牛进行肥瘦评比，主管养牛任务的田啬夫会因此而受到奖惩。
东汉名士应劭把耕牛保有量视为国家强弱的标准，声称“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
武则天当政时期，曾大购牛羊，“以广军资”。她的大臣张廷皀将耕牛视为社会运行的枢纽，指出“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
驴也是重要役畜。从宋明两朝开始，役畜结构出现重大变化，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相互征战，使得中原地区难以获得来自北方的马，加之随着早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农家更愿意选择边际效益更高的役畜。马在农业领域中的重要性，随之逐渐让位于更易饲养的牛、驴等其它牲畜。
在宋人看来，驴固然没有马的速度和力量，但它“体幺而足驶，虽穷阎隘路，无不容焉”，适应性更强。若遇捷径，其运输效率甚至不低于“坚车良马”。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共绘有牲畜91头，其中仅驴即达49头。
但饲养役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不同于化石能源。它不但是能量提供者，也是能量消耗者。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大多数北方游牧民族都不得不受制于后勤，很难越过黄河以北的半农半牧地带。
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购置役畜不仅要花费巨资，而且饲养役畜的粗饲料往往同时又是燃料，势必挤占土地和农业资源。
正因为役畜太贵，历史上经常不得已以人力来代替畜力。东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