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部落所发动的反叛居然能壮大到如此声势。
毕竟垂拱以来，朝廷在对外征战方面虽然战绩并不乐观，但所面对的敌人也都是突厥、吐蕃这样的强敌。
在时流观念中，契丹等东胡诸部不过是在安东都护府管制下的羁縻部落，本身实力有限，即便有叛，顶多也只是区域性的骚乱，成不了大祸。甚至就连安东都护府的设置，最大的军事意图也并非防备契丹，而是为了管制分散在辽东与辽西之间的高句丽等三韩遗民。
这一次契丹的叛乱，不独让东北的羁縻局面为之崩溃，在地域上也隔绝了朝廷对原高句丽、百济等旧地的统治，甚至战火直接席卷到河北大片州县之中。
这样的胡祸，简直是大唐立国以来所没有的。虽然说贞观初年也有突厥兵临渭水之危，甚至就在不久前还发生了默啜寇掠河东道诸州，但突厥乃是大漠上长久以来的霸主，其为祸深重也并不让人意外。
可契丹这样一个东胡杂种，许多普通的民众甚至都不知东北有此部落，竟骤然势大、席卷小半个河北，这对时流所造成的冲击之大远远超过了突厥的祸害。
洛阳本来就是大乱新定，秩序虽然重建起来、但仍然很脆弱。当听到河北近半州县已经陷落时，城中氛围也逐渐开始出现一些骚乱。
特别是一些刚刚从河东返回都畿的原天兵道卒众，由于担心朝廷或会出尔反尔、将他们重新征募入伍、投入河北作战，甚至都出现了一些逃散的情况。
尽管李潼心知契丹叛乱不容小觑、也为此做了许多针对性的计划，但当此事真正给时局带来冲击的时候，也是不免忙得焦头烂额。
为了稳定都畿人心局面，他甚至亲赴都畿诸城门前，召集坊曲乡民，当众宣布朝廷对平灭契丹叛乱已有整体规划，河北的战事也绝对不会影响到都畿周边已经实施的政令。
当然，面对这种群众性的恐慌，语言的安抚总是苍白无力，唯有行动才最有力量。
陕西道的卒力征发一直在进行着，此前还一直以卫戍都畿为名义，至于眼下则就不必再作掩饰了，直接号为辽东道行军，同时以原冀北道行军大总管黑齿常之为辽东道前军大总管，原冀北道行军旗号转为辽东道前军。
与此同时，宰相姚璹为辽东道中军大总管，即日率领新抵洛阳的五万西军渡河北进，并将陇右的娄师德召回朝中，为辽东道后军大总管。
国之大征，宰相掌军，这也是一直以来的惯例。至于具体的战事进行，当然还是以诸军总管为主，借用宰相的权威来节制并调度诸军。
辽东道前军人事结构可以无作调整，中军则仍以李潼的西军老班底为主，五万人马共分为十三路行军，唐先择、杨显宗等西军旧将们各领总管。
当然，朝廷原本的武将群体，李潼也没有完全排斥在外，但所任用的主要还是原高句丽与百济王族。
启用这些人并不是为了真正让他们率军上阵厮杀，主要还是为了感化并招抚分布在东北地区的三韩遗民，让这些人不要过多的参与到契丹叛军中，甚至组织一批城傍以威胁契丹后路。
虽然这一部分安排也不必寄望太高，真正决胜此役的还是正面战场上的战斗，但毕竟也是惠而不费。若能收效自然最好，就算没有什么效果，朝廷所损失也不过几张制敕告身。
六月中，诸路大军便悉数开拔。如此大规模的人马调度能够如此有效率的完成，也在于李潼前期的准备尚算充足，除了原行台人事的调度之外，物资的筹措同样比较及时。
在朝廷直遣甲员的引护下，江南的漕米已经有一部分运转北上，十万斛漕米俱用作军粮，直接沿大运河进入魏州，并顺着漳水河道继续北进，输送到冀州等前线地区。
在中路大军开拔的前夕，朝中又发生一桩小插曲，那就是王孝杰请战。
此前王孝杰斩孙佺而入朝，但因为应答失意而一直赋闲邸中，没有给予新的任命。
这一次河北大乱，王孝杰自然也是摩拳擦掌等待掌军平叛，可是眼见到诸路总管俱已任命完毕，甚至就连陇右的娄师德都被召回任命，偏偏王孝杰不在其中。
王孝杰对此当然忍耐不住，他本就有几分闻战则喜的武人性格，此次用兵河北又是新朝第一大的军事行动，若不能列身此中，对他而言也是一大遗憾。不仅仅只是被投闲置散的失落，甚至隐隐有几分羞耻。
所以王孝杰也是频频请战，因为没有在朝常职而不能出入皇城，索性每天直立于端门，就这么瞪眼望着出出入入的朝臣们，那眼神凄怨的让人心酸。
王孝杰这么不遗余力的刷存在感，李潼想忽略他也难。特别讲到旧勋，王孝杰确是如今在朝武将的第一人，就算他不主动请战，朝臣们也多有进言，希望王孝杰也能前往河北参战。
如果李潼只是一味的不作回应，那针对性就太明显了，不利于眼下朝中营造一个众志成城、定乱杀贼的氛围。
所以在王孝杰于端门请战两天后，李潼终于将他召入皇城，待到王孝杰入堂便拉下脸来怒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