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钱的宝利行社身后本就是雍王，而如今长安大乱新定，商贾们对于飞钱的信用度也是不乏怀疑。如果这些巨资还不足以让雍王对他网开一面，那么飞钱的信用，雍王总要考虑一番。
眼见自己一番苦心所达到的效果不错，宋霸子一时间也颇有几分劫后余生的狂喜，但也不敢因此而忘形，而是更加恭谨的作拜道：“小民旧年困迷于钱货欲海，全无礼义行径可称。如今纵有些微表献，也只因感知殿下仁义传教。殿下此番西进归镇，活人巨万，痛惩贼徒，时人莫不称颂感恩。小民身为世中受教一员，虽自惭卑鄙，但也斗胆觐见，只求稍证殿下伟义，不敢称德自夸。”
李潼听到这番对答，对这宋霸子不免更加满意，忍不住暗暗感慨，这宋霸子的确是有几分真料，难怪原本历史上能以一介商贾折腾到宫廷宴会中。
宋霸子向雍王进献巨资并频作吹捧，虽然让彼此都非常满意。但在场其他人心情则就颇为复杂，特别是那些个第一批登堂的胡酋们，这会儿更加的狐疑不定，前有故衣社举社投献，后有宋霸子进献百万缗的巨资，让他们猜不准究竟是雍王的授意还是他们自发的行为。
若是前者，雍王又要借此向公众传达什么信号？难道是要借这个新设立的社监署，将长安城所有人力物力尽收己用？
李潼也不急着向众人解惑，而是继续召见排在后方的诸行社社首。不过后方乙等、丙等行社数量激增，诸社首便难尽数登堂入见了，只能选取一些代表登堂来见，其他人则就在衙堂外席地而坐。
“今日集见百业社首，为贺幕府新设社监署。想必诸位也都好奇，这社监署究竟章程如何，又监管何事。”
李潼也不卖关子，在诸社首登堂拜见之后，便开始讲起今日主要内容：“国朝创业以来，仁治普施，百业兴盛。或有短厄之困，但世道终究昂扬向前。生民各司其职，行业蒸蒸日上。
诸位都是各自司业翘楚，如今汇聚衙堂，人势壮阔，可知所言不虚。朝廷虽然章制完备，但世道日新，也需要追赶时势，格式增补，以求官民便利。社监署，顾名思义，非为治民，只为监社。”
众人听到这里，脸上都流露出几分不自然，毕竟谁也不乐意身上管束更多一重，遭受更多盘剥。
李潼并不理会众人情绪变化，只是继续说道：“生人有长幼，行业有首尾。定序无存，则万物不兴。树有枯枝，不修则蹿，事有丑陋，不治则害。长安旧经动荡，虽所害未深，但可谓一警。如今京内坊市萧条，行业不振，往日繁华不复，人皆有感切肤之痛。
今社监署新创，汇聚百业诸社，正为振兴诸业。署中将设社库，积钱五百万缗，分补所录诸社，盼能生民享惠，奋力生活！”
此言一出，满场俱寂，人人瞪大双眼，一脸的难以置信，瞪大双眼彼此相望，想要求证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李潼倒是很满意在场众人的反应，所谓若欲取之、必先予之。
行社是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资源集中方式，现行的制度其实并没有太好的管理方式。哪怕到了后世，仍然如此。想要让相关民众们服从管理，自然要先向他们表达出制度的优越性。
此前幕府便在讨论补贴籍民、刺激生产与消费的方案，提出了很多的设想，但李潼都感觉不太满意。
佐员们所提出的补贴对象主要还是自然人，比如获得朝廷民爵嘉赏的公士之类，又或者年过几十、家有几丁，这也是以前惯用的手段。
但这些方式，所针对的只是生民个体，而生民的需求普遍单一，无非衣食等基本需求。长安新经动乱，物资难免短缺，把钱发到小民们手里，或许会刺激他们积谷备荒的囤积欲，抢购几种有限的生活物资，这与李潼所设想全面刺激长安民生恢复有些出入，起码不会对诸行业生产造成太大的补益。
所以他在考虑一番后，还是决定将补贴的目标从个体转变为以行社为单位。如此一来，虽然会刺激行社进一步发展，但也顺理成章获得对行社的管控权。拿了我的钱，我总要查一查你用在了什么地方。
至于这样会不会造成行社尾大不掉，这也是多虑了。因为古代东西方行社的发展，是有本质性的不同。
西方行社或者说行会是在城邦建立伊始就产生，是平民从业者对抗城邦贵族的一种组织。而东方则是在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为了补偿统治模式而兴盛起来。
二者产生的时机与动机截然不同，而且古代中国还有一个统治的根本法，那就是编户齐民。民众们首先是在籍之民，然后才有一层行社身份。
生产性质的行社，主要是工艺的研究与传承，像是唐宋之际的制造产业，由官府提供官样等生产标准进行生产采购。商业性质的行社，则就主要是管控物价、避免恶性竞争，以及统筹资本，参与官买、互市等官方组织的买卖活动。
可以说，古代中国的行社从产生伊始就没有反骨长出，未来的发展也根本不具备此类空间。至于官商勾结、政治投机，以及晋商们含辛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