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东林党人物叫钱谦益，人称“两朝领袖”，精于史学，立志修“明史”。明末，钱谦益曾撰修《历朝实录》，存放在北京太液池畔的“蕉园”，后李自成火烧明皇宫，“蕉园”也没能幸免。清初，钱谦益又收集了完备的明代史料，编写了达二百五十卷的明史稿，藏于自家藏“绛云楼”，后也毁于一场大火。钱谦益曾叹曰：“乌乎！甲申之乱，古今图籍书史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他认为:“汉晋以来，书有三大厄。梁元帝江陵之火，一也；闯贼入北京烧文渊阁，二也；绛云楼火，三也。”又在《蕉园》一诗中写道：“蕉园焚稿总凋零，况复中州野史亭。”他把存放在蕉园内的《历朝实录》叫正史，把存放在绛云楼中的明史稿叫野史或半野史，而绛云楼又叫“半野堂”。所以他所编修的明史，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已经在喧阗一炬中化为了灰烬。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世称虞山先生，是明末清初重要史学家。他在明代历任翰林院编修等史职，入清后官至礼部右侍郎，充明史馆副总裁。钱谦益本身隶东林，但先谄事阉党，后迎降仕清，其人品颇受人非议。然而客观来讲，他的史学建树，特别是在明史考证方面的成就不容抹煞。
一、钱谦益从事明史考证的缘起
明初以降，程朱理学日益沦为科举考试的工具而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知识分子为了现实的利益，纷纷放弃皓首穷经、严谨求实的古学传统。正如顾炎武所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
自明中叶弘治以后，沉闷的思想界才慢慢掀起新的波澜。首先，在理学内部，作为程朱理学的反动，王阳明“心性”之说异军突起，风靡一时。其次，不少人厌恶当时简陋、苍白的学风，纷纷回头，希望从古典的传统中汲取营养。经学上“汲古通经”思想与文学上复古主义思潮交相兴起。一方面，“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必然求诸古学考证。另一方面，经学与文学向传统复归也促进了学术考证的勃兴。正如朱希祖所说：“当李梦阳、何景明之辈倡言复古也，规模秦汉，使学者无读唐以后书；非是则诋为宋学。李蟠龙、王世贞辈继之，其风弥盛。然欲作秦汉之文，必先读古520小说，必先能识古字，于是《说文》之学兴焉。”
提到明代的考证学，杨慎是公认的第一人。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明代著名学者。他博学多识，精通古文字、地理、职官、掌故等，有《丹铅录》、《丹铅余录》、《丹铅摘录》等考据名著传世。杨慎考证的范围十分广泛，上至“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人技能、草木鱼虫，靡不穷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杨慎以后，“士人因其特殊之身世，繁博之学识及反宋学之先锋，故群而效之。考据学风自骎骎然盛矣，。”陈耀文、胡应麟、王世贞等一批学者纷纷起而纠正杨慎的讹误，从事考证研究。考信求实的思潮由此兴起。
明代中期考信求实风气的兴起，是钱谦益走上史学考证道路的时代背景。当然，师友们的感召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王世贞是明朝文学复古派的领袖，以史事考证见长。《史乘考误》是其史学考证名著，对后世有很大影响。钱谦益先世与王世贞家有很深的交情，他称王世贞是“吾先世之契家也”。由于年龄的差距，钱谦益并不曾亲身领受王世贞的教诲，但王世贞对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自幼对王世贞极为崇拜，刻意模仿、学做复古派文章。中年以后钱谦益虽然受嘉定学派的熏陶，改弦更张，服膺“通经汲古”之学，但无论从人品还是从学术上，他对王世贞始终特别尊重。甚至他走上考辨《实录》的治学道路，都受到了王世贞的影响。同王世贞一样，钱谦益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修成一部高质量的《明史》。然而，明代的史学混乱不堪，欲修《明史》必须先考证史实。
二、《太祖实录辨证》征论史籍分析
钱谦益明史考证成就，主要体现在对元末明初历史的考辨上。明初史臣对太祖朱元璋出身草莽，并曾依附于龙凤政权的史实，讳莫如深，三次改《太祖实录》，“像梳篦一样地将不利于朱元璋形象之处过滤掉了。”另外他们对朱元璋杀戮功臣也极力掩饰，致使这段历史真相被长期埋没。要着手明史，必须首先还原历史本来面貌。钱谦益搜集了大量公私史料，经过精审的考核，严密的论证，编成《太祖实录辩证》五卷。
我们对《太祖实录辩证》所征引的相关史籍作一归纳，便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其征引的史籍以野史和家乘为主。特别是大量征引了明初开国功臣的神道碑文和家传、行状，种类多达20余种。钱谦益考辨的重点是《太祖实录》中有关开国功臣事迹的隐讳、不实之处。这些碑文、行状虽然零散、杂乱，甚至也有虚美、错谬的地方，但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在某些方面与成于众人之手而又屡经删改的正史相比，文献价值更高。钱谦益以此与实录对勘，纠正了不少实录的错误。比如：《明太祖实录》载：乙未（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