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上位置有些偏西的太阳依然犹如干瘪的红柿子，同刚才相比已经没有那么温暖了。忽然刮起的南风吹起了在街道中间安详的塑料袋。
北国这里的三月天，刮起的风强的能吹倒一颗小树苗都不为奇，何况是这样一个孤独的塑料袋。不一会的功夫，它已经如风筝一样飘向了空中，消失在了楼后。
挂了电话，我点燃了一根“长白山”，那浓烈的呛嗓子的烟顺着嘴巴一路钻进我的喉咙入口处后，就分成了两部分，多数进入了鼻腔，少部分的进入了肺里。
我一阵咳嗽，学了两个月，依然不会吸，原本以为吸烟能让我冷静思考，现在看来完全不适合我。
经历了那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我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好似坠入了一片暗无天日的原始森林，在那里，我没有目的地，没有能借鉴我走出的参照物，一切都是幽暗的，仿佛永远都是黑夜。
这个电话将我从这样一个冷血的森林中拉了出来，那个拉我的人是二叔。
“苏迪。”
我在心里默念着，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二叔的名字。
下午的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我没有犹豫的辞去了餐馆的工作，告别了跟我晒了两个月太阳的阿山，背上行囊，踏上了旅程。
过往的岁月中，有太多的疑问困扰着我，我从没有跟二叔近距离接触过，我们叔侄俩之间永远都隔着一道门缝或者说隔着一个父亲。
火车上嘈杂的声音使得我很难入睡，我随即插上了耳机，熟悉的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再也没有了烦躁的嘈杂声，让人回味的旋律充斥在我的耳中，很快我便睡着了。
到达北京站的时间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十一点多了，之所以选择硬卧火车，是因为变成“孤儿”的我没有太多的资金选择其他交通工具。
北京的“阳春三月”同毗邻渤海的辽东半岛比起来，风要小很多，太阳光的饱和程度也要强一点。
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或者说是我第一次的旅行。我无暇顾及站前广场熙熙攘攘的人流以及首都的风景，能让我打起精神的只有一个地方。
“潘家园”，二叔的委托人给我的地址，那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语调温柔，让人听起来就感觉温暖，如沐春风。我想，如果是母亲应该也是这样的语气。
此时，我的胃已经在以一种准备脱离我身体的方式向我抗议着。从踏上火车一直到现在米粒未进，
我胡乱的啃了几口背囊中的面包，猛灌了两口水，总算将已经有些眩晕的自己救了回来。
辗转一个小时之后，我便达到了那个将我拉出幽暗“森林”的第一站“潘家园”。
虽然路线在火车上已经规划好了，但对于初来乍到的我来说，还是有些困难，即便数次偏离路线，我也没有向任何人“求救”，执拗的性格在此时占据了主导，好在最终到达了目的地。
躲过了路边追着卖玉石的贩子，穿过一群老外聚集的地摊，来到了一处古色古香的店门口，“清闲居”三个金色大字镶嵌在漆黑的木牌匾内。
两人宽的木门右边刻着， “失意写诗诗写意”，左边刻着，“有情酬客客酬情”。
这个地点在昨天我挂断电话后，就以短信的形式发到了我手机上。
我踱步向着门里走去，此刻我的内心是忐忑不安的，一方面是有即将见到如母亲般温柔声音的女人的激动，另一方面是有对二叔留下来的东西能否解开我的困扰的担心。
屋内精致陈设以及各种华贵的古董丝毫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唯一吸引我全部目光的是背对着大门，端然而坐的一个背影，着旗袍卷头发的背影。
似是察觉出我的到来，坐在木椅上的女人悠然的起身，缓缓的转向我的方向。通体淡绿色绣花的旗袍将女人的身材完美的印了出来，凹凸有致的线条，让我觉得这件旗袍如此的美，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衣服。屋内的气温远比外面要温暖，她没有把披肩披上，赤着两个洁白的胳膊。脖颈、下巴同她的胳膊一样洁白。
“你是苏墨吧？”
抹着淡红色口红的嘴唇上下轻碰，再一次的发出我在电话中听到的温暖的声音。
“是。”
我回答。
她笑了笑，这个笑容让经历了旅途的我疲惫感顿消，虽然她的五官搭配起来没有特别的美，但是那种让人舒服的气质，以及在没有留下半点岁月痕迹的肌肤下展露出的笑容，使我有种被一团温暖的棉花包裹的感觉，软绵绵的。
“我是你二叔的朋友，你可以叫我明姨。”
她依然保持着让我如沐春风的微笑，努了努嘴示意我坐到她刚刚坐的椅子旁的位置。
我听话的坐下，略微有些失落的情绪，这个情绪是在她让我叫明姨之后产生的，原本那个寻得母亲的希冀在这次对话中彻底的破灭了。
在我还沉浸在自己的希冀中无法自拔时，她递给了我两样东西，一个漆黑的皮面笔记本，以及一张银行卡。
“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