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修筑水城。
登州府军民于是在刀鱼寨基础上，北砌水门，南设振扬门，以土城绕之，引海水入城，建成了蓬莱水城。蓬莱水城周三里，高三丈五尺，厚一丈一尺，东跨山，东南滨河。其实把丹崖山、刀鱼寨以及刀鱼寨以西的水域整合为一体，外筑城墙以围之，东设出口以通大海。蓬莱水城建成以后，朱元璋特地赐名“备倭城”。
大明派驻水城和巡防登州海域的水师，最盛时达六营。出身登州卫戚继光在领导平倭战斗时，曾在这“备倭城”训练水军，从而使得这蓬莱水城名扬天下，也让蓬莱水城成为中国古代军港建设的光辉范例。
蓬莱水城，南宽北窄，呈不规则长方形，负山控海，形势险峻。自古就有“京津门户”、“渤海锁钥”之称，是兵家必争之地。水城有着完备而系统的防御体系和水师训练作战设施，因此，水城有着极其强大的防御能力。
水城在明代最为繁盛，荒废于清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蓬莱水浅，港湾泥沙淤积，不宜停泊近代大型的机动船，于是，商埠由登州水城移至烟台芝罘，蓬莱的区位优势逐渐萎缩，水城也由繁华变为荒凉。
虽说在历史长河中，蓬莱水城的军事价值或者商业价值，逐渐降低或者被废弃。然而这座特色而完整的军事建筑，却得以存留，一直保存到后世钟浩生活的那个年代。
后世几经修缮后，呈现了蓬莱水城的原貌，可以让后世钟浩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人们感受下古代水军的文化！
这蓬莱水城便是依傍丹崖山而建，丹崖山上便是蓬莱阁，丹崖山下便是蓬莱水城，钟浩后世来蓬莱旅游时，自然是曾经来这蓬莱水城游览过。
当然，钟浩如今来到登州，自然也少不了故地重游。呃……当然，到底后世那个蓬莱阁和蓬莱水城算是故地，还是大宋的这个蓬莱阁和蓬莱水城算是故地，却是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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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登州城周四里，高两丈七尺，临海而立，城池算不得大城，城墙也不算太高，比起青州城来远远不如。
当然，登州城比起钟浩这一路来经过的潍州城和莱州城来说，也算是差不多大了。至于青州城，因为是望州，又是京东路路治，这登州城比起青州城来，多有不如，也算是正常。
登州最辉煌的时期，应该算是明清时期，那时的登州府是山东六府之一，城池经过几次扩建，规模比大宋的登州大了许多。钟浩来蓬莱旅游时曾经，看过蓬莱的县志，明朝的登州府城周九里，高三丈五尺，厚二丈，皆为砖石结构，扩容一倍多。如今大宋登州的护城河画水和城东的密水，到了大明，被扩容的登州府城纳入城中，成为城中河。登州府城除了正常四门外，另有三个水门，外加一个小水门，城池规模相当大。
虽然登州城不算太大，但是这临海而立却是一大特色，钟浩觉得等忙完了差事，一定好好在登州游览一番，顺便去海边玩玩。这来到大宋之后，这还从没见过海呢！
钟浩带着译使李光旭和两个差役在登州城西郊的驿站安顿好之后，便从登州城西门迎恩门入城。
钟浩一行先去了登州成为的高丽馆舍，去打探一下高丽使者的情况。当然，今天是没法天色已晚，自然是不便接洽高丽使者了。钟浩打算先去跟高丽使者约一下接洽时间。
从唐朝起，登州港作为跟新罗国、渤海国和日本国交流的重要港口，这城内也设有专门接待官方使者以及管理外来人员的机构。唐朝时，在登州设有新罗馆、渤海馆和日本馆，专门作为负责接待新罗国、渤海国和日本国的使者的驿馆。
这新罗馆、渤海馆和日本馆，除了负责接待安排新罗国、渤海国和日本国的官方使者，还具有一部分“海关”和“使馆”的职能，管理入境大唐的非官方人员。进入大唐境内人员，需要由各自专门负责管理接待新罗国、渤海国和日本国人员的新罗馆、渤海馆和日本馆核发类似于后世护照和签证的“边碟”，才可以进入大唐境内。这种“边碟”会注明进入大唐外国人员的目的地和路线。进入大唐外国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边碟”上的目的地和路线前行。若是不按路线前行，各地官府发现后，可以将他们遣返。而且他们在大唐完成自己的事情后，回来的路线也必须严格按照“边碟”的路线行走，不能随意更改。
大宋建立以后，延续大唐的一些外交政策和举措，依旧是在登州设立馆舍，管理和接待外国来员，依旧是延续大唐的“边碟”政策。不过大宋建立时，渤海国早已被契丹灭亡，自然也就不再设立渤海馆。而朝鲜半岛新罗国也被高丽国所取代，这新罗馆自然也变成了高丽馆。
大唐时，新罗和大唐接壤，也可以走陆路，海路只是他们派遣使者来大唐的道路选择之一，登州的新罗馆地位还不是太重要和突出。但是到了大宋时期，因为高丽和大宋陆路交通被契丹阻断，这泛海交流，自然成了唯一的选择。因此在大宋和高丽保持宗藩关系、交往很是密切的那几十年，登州城内的高丽馆一度在大宋和高丽的关系中，有着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