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量坞堡民自觉投向青州实控区的情况，正是徐世杨所希望看到的。
他不清楚自己老爹打算怎么对付坞堡主，也不太清楚别人怎么看待他的施政方针，不过，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铲除坞堡主这个阶层！
首先是从经济上。
成立农业公司，成立银行，都可以为这个目标所服务。
前者可以慢慢剥夺坞堡主的土地控制权，后者可以轻易摧毁坞堡主发放高利贷的能力。
两者一结合，实际就是挖掘坞堡主对堡民的人身控制权。
当然，坞堡主还可以用暴力手段控制坞堡民。
只是，论暴力，坞堡主依旧无法对抗节帅府，而且，节帅府也很期待对方能够给自己一个动武的理由。
这个时候，任何成功逃亡到青州实控区的坞堡民，只要表示愿意参军，接受节帅府指挥，不管能不能加入到新军中，都可以得到节帅府的庇护。
一开始还有些坞堡主按照以往的规矩，带狗腿子找来，试图把人带回去，结果遭到节帅府的言辞拒绝。
后来坞堡主们改变做法，掏出不知道什么时候签署的，不知真假的借款单据，要求逃民连本带息还款。
节帅府直接宣布这些借条不合法，代替逃民强硬的拒绝偿还这些借款——本息都不支付。
甚至，若是逃民还有家人留在坞堡，节帅府还会出面要求把这些人带走。
有些坞堡主恼羞成怒，对逃民的家人动用私行，打死打伤不少人。
节帅府也不客气，直接派兵进驻这些拎不清情况的坞堡，将坞堡主判处死刑，其他坞堡高层流放，坞堡民编入青州直辖的户籍。
这种事发生几次之后，很多坞堡主意识到他们没有能力强硬对抗青州节度使，只能尽量加强巡逻，确保手下佃户没有逃走的机会。
然而，进入建兴十四年，青州方面发布节度使令，要求齐省范围内开始备战——各地坞堡主都要出丁，在黄河/运河一线修筑防线。
节帅府的要求是在全控制区范围内动员至少十万壮丁，分摊给各坞堡，每家都有几十到百多人不等。
这个命令让坞堡主们如丧考妣，倒不是因为动员这么多丁壮耽误他们自己的生产，而是因为一旦这些人纳入节帅府麾下，再要回来基本就是不可能了——有好好的自由民不做，谁愿意回去给坞堡主当农奴？
何况，从农奴到自由民只需要对监工的青州兵说一句：“我要编户齐民！”即可，节帅府还会帮助堡民把他们留在坞堡的家人要走。
这一来一回，每个坞堡至少能减少一半人口！
由此，那些主动投降青州，但依旧保持半独立的坞堡主们站在十字路口上。
他们中，有些人干脆主动把堡民释放出去，甚至还主动与堡民理清账务关系，尽可能收回部分财产，再把家族所属的土地卖给农业公司，只保留自家核心人力能耕种的部分。
对于这种主动自觉的，徐世杨也不打算赶尽杀绝，除了土地可以在农业公司入股之外，徐世杨还开放盐业公司和钢铁公司的股权，允许这批坞堡主投资。
徐世杨希望这些人将来能尝到工业和集体农业的好处，逐渐从土地主转型成第一批民间资本家。
当然，这么自觉放弃自己手中权力的人很少，大部分坞堡主都还在想尽一切办法抵抗节帅府的政策。
或软或硬而已。
采取硬抵抗方式的坞堡主，干脆重新从青州体系中独立出去，拒绝继续接受节度使的命令。
这样的傻瓜当然会遭到无情的镇压——由于分散太广，抵抗者无法串联，只能依靠周围自己的力量武装抵抗，而且他们平时作为武力基础的佃户们都是心向青州的。
因此大多数武装抵抗者都被很快镇压，只有极少数与山贼沾亲带故，或者本身带有会道门性质的坞堡主还能带着亲信在青州无法实控的几个山区苟延残喘。
至于采取软对抗手段的那些人，做法就显得有些复杂了。
建兴十四年正月十五，趁着过节，一百多家地方豪强家主利用齐聚青州给节度使拜年的机会，跪在节度使府大门前，齐声痛哭。
一百多老头子的哭啼声还是有些震撼的，何况传统的华夏政权，大多十分重视这些“乡绅”、“乡贤”的诉求——这些人相当于后世的媒体，直接掌握着民间舆论。
徐睦河为了自己的野心，装也得装出一副重视“民情”的样子来。
于是，他不得不亲自走出大门，把一众老族长迎进屋内。
乡贤们的要求倒是完全不出所料：
目的就是取缔农业公司和银行这类“与民争利”的企业，同时要求节帅府支持他们以往对坞堡民的索帐权利。
“所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就算鞑子也没说借了钱可以不还的！”
一个老的浑身颤巍巍的老头子在徐睦河面前大声疾呼：
“何况俺们乡绅也没有强迫那些贱民借，当初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