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象升滔滔不绝的慷慨陈词并没有在称谓这件事就结束，他还讲了许多许多的事情，比如说官吏腐败、军队纪律涣散、百姓民不聊生等等。但最让朱由校觉得意外的是关于乘轿的小事。
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他看到无论是商贾、士人甚至胥吏、妓1女都是动辄乘轿，至于威风的官员们就跟不必说了。朱由校由此而产生一种印象，他以为在有明一代，臣民们外出时历来都是如此行1事。然而，这恰恰是一种误解，因为对于什么样的人才可以乘轿或是可以乘坐何种轿子，明初的统治者做出过极为严格的规定。
其实在明初的洪武、永乐年间，文武百官都是不得乘轿的，出行一律骑马。成化年间的大学者陆容曾经对乘轿骑马的问题做过考证，朝廷为了方便官员骑马上下朝，在北京与南京的各衙门仪门外都有上马台。
明初的君主禁止百官坐轿自有其考虑。朱元璋与朱棣都是马上得天下的帝王，坚持要臣下骑马，是为了使他们不废骑射。此外，宋代的程朱理学在这时被钦定为官方哲学，而宋儒是反对坐轿的，认为以人代畜，于礼不宜。
不过，坐轿到底舒适，且又威风气派，于是大约在宣德年间，有的官员就开始违反祖宗的规矩，擅自坐轿了，而此例一开，不少官员便跟着学样，并且仿效时又全然没有个官位高低的讲究。违背祖制已使卫道士们不悦，尊卑等级的混淆更是不可容忍之事，在他们的呼吁之下，朝廷郑重其事地研究了这一问题，最后在景泰四年作出了三品以上官员才可以坐轿的决议。
这一规定的生效曾导致了一些有趣现象的发生。譬如说，光禄寺卿与太仆寺卿都是从三品官员，而都察院的左、右佥都御史则是正四品。后者官品虽略低，但实权却远大于主掌清水衙门的前者，因此光禄寺卿或太仆寺卿奉旨改任佥都御史，就被视为荣耀且荣幸的事。不过麻烦事也就在此时发生了，那条能否坐轿的界线恰好划在三品与四品之间。转任佥都御史的光禄寺卿与太仆寺卿赴朝谢恩时可以坐轿，但正式接受任命后却只能骑马了，当时流传的“抬轿谢恩，骑马到任”之语即是指此事，那些转任的官员在沾沾自喜之际也难免会有些缺憾之感。
朝廷关于坐轿的官品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不过官员们是否愿意老老实实地遵循却是另一回事。在嘉靖末年，官员们即使各乘四人大轿结伙外出玩乐，也被视为很正常的现象，绝不会有人来纠察。万历初年，主掌朝政的张居正曾花了不少力气复修旧制，他也确实曾一度使百官奉行惟谨，但是过了不多久，那些官员又故态复萌了。张居正强令百官遵循祖制，是朝廷在这方面的最后一次努力，因为从此以后再不见有何圣谕在重申类似的禁令。这显然不是意味着后来官员们不再有越轨行为，恰恰相反，是几乎无人不在违例，朝廷是无意而且也无力再来管这类事。
那些官员乘轿乘出了瘾，他们即使告老还乡，也仍然要讲排场，维持昔日的威风：出入必乘大轿，有门下皂隶跟随，轿伞夫五名俱穿红背心，手戴红毡笠，一如现任官体统。
更可恶的是，这些人要讲排场，却又不肯自己掏钱，这方面的一切开支全部要地方政府负担。最初，朝廷为了优待退休的元老大臣，命令地方政府派人为他们服役，但是须得有圣上特旨方得如此，而且服役的人数也不得超过两人。可是到了后来，退休回乡的官员都要求当地政府按比例优待自己。
在明代中后叶，江浙一带中第做官的士人相当多，相应的，退休在家的官员也多，这些人都要当地政府出钱维持他们的体面、排场，无疑地是给地方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嘉靖名士何良俊曾经计算过：“今每人要皂隶二名、轿夫四名、直伞一名，每人总七名。若五十乡官，则是又添一处兵饷矣。”
这些官员虽已退休，但是那些座师、门生、同年、同僚等复杂的关系网仍在，仍拥有相当的权势，他们要夫役，如果府县官员不答应的话，谤议就会迅速砸到他们头上，因此地方官一般也不敢违拗、顶撞那些人的意思而给自己惹麻烦，反正是拿国家的钱财做人情，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些退休官员将乘轿的风气带到了乡间。如果说，在围绕乘轿问题而展开的拉锯战中，前期还基本是众官员在与朝廷禁令作对，那么到了后期，庶民百姓的加入更壮大了其声势。最先响应这风气的是举人。举人坐上了轿子，贡生、监生们见状怎甘落后，不多时他们也不再骑马骑驴而改为乘轿，再往下便是秀才们来学样了。尽管秀才中贫寒者不少，但乘轿秀才的人数仍然相当可观，到了万历初年，秀才中有三成1人数是坐轿子的。
商贾们纷纷坐轿的潮流也阻挡不住了。商贾不仅是自己坐轿，其中有些脑子灵活的人还由违例乘轿之风的兴起而悟出了新的生财之道。当时世上想坐轿子的人很多，但是大部分人家都没有自备轿子与长期雇佣轿夫的条件。某些商人看准了这形势，开辟了专门租赁轿子与提供轿夫的新行业。比如说，有人明天要出门，他就可以隔夜派人预定下轿子，第二天一早，轿夫就按约定的时间将轿子抬到了他家门口，何等的方便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