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临江府有个知府叫钱若赓，早先在礼部任职时，因为劝告明神宗不要过多的挑选民女，于是得罪了明神宗。明神宗就打定主意要杀他。后来，钱若赓出任临江府知府，明神宗就给他加上一个“酷吏”的罪名，命锦衣卫把他逮捕入狱，问成死罪。司法部门、都察院、给事中分别上疏为他开脱，明神宗不允许。临江府的市民连年到京城为他申冤，来的人多达千余人。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心中知道他冤枉，便与刑部偷偷商议，每年都为他申请缓期执行。于是钱若赓在诏狱中关押了长达三十七年，现在还关着呢。 了解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朱由校又从诏狱门口返回诏狱里去看望那被关押的钱若赓。在这三十七年的囚禁生活中，钱若赓被折磨得耳聋眼瞎，四肢瘫痪，满身疮疡，脓血淋漓，仅仅在喉中还有一丝气息，勉强可以算是一个活人。见到钱若赓这幅惨样，朱由校马上释放了他并且安排太医为他治病，通知他的儿子钱敬忠来接父亲。钱敬忠急忙赶到他的父亲面前，这个父亲被关押了三十七年的孝子大惊大喜痛哭了一场。第二天钱敬忠写了一篇文章感谢天启皇帝的洪恩，并到大明门前磕了几十个响头表示感谢。 朱由校下了一道圣旨，表示今后要尽量避免冤假错案，并从内帑里拨出两千两白银补偿给钱若赓父子。皇帝的这个措施，给他带来一些美名。钱若赓是江西人，一些江西籍的官员上疏称赞皇帝的美德。 东厂提督太监魏朝最近过得担惊受怕，锦衣卫里的许显纯捕杀了大量的矿监、税监。这里边有不少人都和魏朝有交情，魏朝看了他们的结局兔死狐悲啊，只能加班加点完成皇帝的任务。皇帝要他调查宗室财产，过了这么长时间，总算是整理了一点材料递上去。朱由校通过魏朝的调查和大臣的讨论对宗室问题有了很多了解。 宗室问题在明朝前期主要是宗室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一再引起国家政治局面的动荡；中期以后，随着宗室人数的迅速增加，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寄生集团，给国家的财政和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万历三十二年，徐光启统计过明代宗室的人数，当时宗室有八万人之多。如今已经过去了十六年，宗室人数一定大大超过八万人。政府花在宗室们身上的钱财并不仅是禄米，举凡宗室的婚礼、丧事、造宫以至于仪仗、校尉、王府官员等等全部开支都由政府按不同规格支给。 在嘉靖末年，朝廷给宗室的岁支禄米八百六十余万石。随着宗室人数的增加，国家渐渐支付不起越来越多的禄米，而长期拖欠禄米使大批宗室衣食无着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样，在明后期宗室内部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亲王们因分封时贵为帝子，禄赐丰厚，又霸占了大批庄田，积累的钱财富可敌国；而品级较低的宗室却因生活无着不免胡作非为。 亲王宗室们凭借政治势力通过请乞、私占、接受投献等种种方式霸占大量庄田，实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诸王宗室的占田是造成政府征税额地缩小的重要原因之一。四川藩封只有蜀王一府，从洪武初年到万历末年蜀王朱椿的后代竟然占有了靠都江堰灌溉的cd平原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国初诸王经过二百多年的聚敛兼并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后来的续封诸王看得眼热，无不竭力搜刮。以明英宗诸王为例： 崇王朱见泽封在河南汝宁府，到万历末年朱见泽的后代在汝宁府属下的七个县占有农田、山林、湖泊总共四千七十二顷六十四亩；又在汝宁府境外的陈州等七个州县占有土地二千六百八十顷九十亩。两项合计有近七千顷，也就是七十万亩地。 德王朱见潾建藩济南，请得原齐王、汉王所遗东昌、兖州田亩和白云、景阳、广平三湖地作为自己的庄田。又将濮州、范县、聊城、临清一带因黄河决口退滩的免科薄地，按亩征收子粒银。仅濮州一地德府所占子粒地就达三千余顷。 吉王朱见浚建藩长沙后也拼命掠夺田土。仅在长沙、善化两县所占庄田八万亩地。到了万历年间，吉王后裔占田达到七十万亩地，占两县田亩总额的百分之四十。 嘉靖以后所建封藩请乞的庄田数字越来越大，原因就是新封诸王都想向已封多年的藩王看齐。但是天下的田土毕竟有限，无法满足亲王们的欲壑。明中后期所封亲王请乞田土动辄万顷，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直接占有了那么多的庄田。廷臣和地方官员迫于皇帝的严旨，往往在搜刮不及额时采取挪移政府其他收入和加派赋税的办法勉强凑足各王府请得田亩数的租银。 到神宗诸子分封时，福王朱常洵是神宗爱子，皇帝坚持得按潞王的标准给田四百万亩地。经过廷臣和地方官的力争，才减为二百万亩地。这二百万亩庄田主要是通过摊派四万六千余两租银的方式来实现的。 朝廷对宗室问题也是有回应的，做出了一系列改革：一、通过限制妻妾数目抑制宗室人数的急剧上升；二、通过奏减和折支等办法减少原定禄米数额；三、宗室受禄年龄由十岁提高到十五岁开始支给；四、削减一些无关紧要的浮费。这些改革都是着眼于渡过眼前的财政难关，而对于宗室问题的根本弊病则不愿触及。自嘉靖初年，廷臣和宗室当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就一再建议朝廷开放宗藩之禁，让宗室人员自由迁徙，允许他们从事士农工商。这本来是解决宗室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国家既可以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