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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咬金这大大咧咧的灭佛言论一出，整个朝堂一片死寂。
他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坑害北方异族的问题了，而是随着陈明了佛教的危害之后，已经随着大势，渐渐牵扯到了由来已久的儒、道、佛之争以及华夷之争了。
中国文化灿烂，源远流长，对外来佛教文化的融合吸收，就显示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但佛教初期自传入华夏初期，在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前，并不是那么顺利的。
儒、道、佛之争，从一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歇过。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使得儒学蓬勃发展，一日千里。道教固然不如儒家，但老子与孔子，在理论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未受到多少影响，发展固然比不上儒学，但也呈现争长之势。
佛教初到华夏之时，需要借助儒、道势力发展自己。这一时期，三教“夷夏之辨”刚刚萌芽。但这个时候的佛教就委屈的小妾，挨打了不敢还手，只是轻声细语的解释着。
但随着佛教的渐渐壮大，在东晋时期，已经展开了反击。有的佛家典籍不但把佛甚至说成了高高在上的神仙，老子和庄子连当弟子的资格都不够。此后的《正诬论》又说老子闻道于竺乾古先生。古先生即是佛，所以“老子即佛弟子也。”《清净法行经》也说；“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净光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
到了这里儒、道的祖师都成了佛家弟子了，这种论点无疑是跟棒子的某些习性很像。
面对这种荒唐的事情。儒道自然展开了有利的反击。
儒家多从治国安民的角度对佛教进行批评，奉佛造寺，使国贫民穷；僧尼激增，使国家承担赋役者人减少；僧尼离开亲人出家，不要妻子，违背儒家的伦理理纲常；佛教教理虚妄，对民众进行欺骗等等。
而佛家也不甘示弱，逐一进行驳斥，指出佛教对社会民众施行教化，于治国有利；通过个人出家修行而使祖先亲属的灵魂超脱苦海，也是尽孝的表现；佛教与世俗礼仪不同，以断除情累为志向，弃妻剃发，出家修行，是无可非议的。
但华夏百姓君王大多都很理性，旷日持久的佛、道、儒三教之争，始终仅限于“君子动口不动手”、“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范围内。即使有杀害，也只是惩办几位被视为首恶者。就如祟佛的齐文帝宣布灭道教，便仅杀了四名不肯落发的道士。周武帝灭佛，亦不肯杀一个僧人。
这是传统文化氛围所使然。因为古代儒家讲究中庸、宽容，道家讲究清静无为，而佛教则更是高扬和平与平等的大旗。另外，也是因为佛、道始终未能真正的演变成国教，未能凌驾在兵权之上而主宰军国大事，所以西方一打就是几十年、上百年、数百年的宗教战争在华夏从未发生。
三方的争斗到了唐朝方才告一段落。
唐朝完全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国度，他们对于各族文化都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接纳。
在唐朝你可以打吐蕃传来的马球，穿北方胡人的衣服，看西域来的歌舞，玩高丽娘们……
只要你有心，你可以在大唐，在长安体会到各种各样的异族风情。
佛、道、儒三教之争也因为这种气度而缓解，李世民对于佛、道、儒三教没有什么偏袒，秉着只要你们不惹事，就不介意他们在大唐传教的心态。
可是程咬金听到大家说到佛家的危害后，理所当然的认为既然佛教不好，干嘛还要让他在大唐生存？干嘛还要让它继续祸害大唐？
他这一番言论，恰好打破了这种和平的姿态。
孔颖达、虞世南、魏征、褚亮、于志宁、张玄素这些正统的儒士，本就对佛教有着心灵深处的鄙夷，有了程咬金开头，一干人立刻展开了潮水般的攻势，三言两语将佛教贬低得一无是处、一文不值。
但是朝中佛教信徒也大有人在，他们以萧瑀为首，言辞犀利的展开还击。
刹那之间，全新的儒佛之争，在朝堂上有着越演越烈的架势。
至于房玄龄、长孙无忌则不发表意见。二人都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正统的儒家弟子。然他们并未有儒家学子的死板，懂得变通。他们都是当世人杰，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早已发觉寻常的儒家知识根本不足以处理天下事务，于是灵活变通的打着儒家的旗号，以法家的手段来处理。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儒佛之争，抱以中立的态度。
李世民有着同样的想法，比起寻常的帝王他的思想要开明的多。他并不像秦皇汉武一般，以学说来禁锢思想，达到控制百姓的目的，这也是他能够接受柴令武各种稀奇古怪却非常行之有效的主张的原因，也因如此，大唐才有这瞩目璀璨的文化风气。
但是经过柴令武分析出派遣僧侣去祸害异族的因由后，知道了佛教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将会一个强盛的国家拖垮，更因为有着南朝萧衍之故，对于佛教生出了警惕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