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思想宗教化了，事实上他是将神权和君权做了一个统一，就是给与了一个正式名分，称为君权神授。一套“天人感应”论，是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 这套理论简直可笑，司马迁这样想。他极力反对在科学知识上面附上宗教迷信，他对“天人感应”的神学世界观持批评的态度。在《史记》中，司马迁在同自然科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上，显示了自己的求实精神，其《天官书》是中国现存的第一篇系统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历书》则表达了他关于历法的主张；《律书》、《河渠书》、《货殖列传》等则有关于音律学、水利、地理知识的记述。他是第一个开创在史书中记录科学技术史料的先例——当然他的反对无效，最后被汉武帝施以宫刑。 于是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一代代的孔孟门徒开始不再关注宇宙事物的真相，而是将目光放在了研究天人关系上，从天理来解释人性，从人性再上升到天理去。 在宋明理学中，这一研究更是登峰造极，对“天”的理解明显由客观唯心主义完成了向主观唯心主义的方向转变，认为天只是人心性的根基，道德的依据。在程颐、朱熹看来，天、理、性、心是一脉相承的。再后来王阳明的“心学”横空出世，说“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他认为心和天一样无所不包，“心即道，道即心，知心则知道、知天”。 “天是一颗大心，心是一片小天”，他们认为，要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探求，挖掘内心的过程就是体悟天道的过程，如此日积月累，有一天就能忽然顿悟，然后便可了解这世界上的所有的奥秘，通晓万事万物的规律，则观天下，如在掌中矣。 这个世界观方法论有错吗？ 没有，但是问题就这个方法论太过高深，从古至今做到的人寥寥无几，古圣贤做到了，上古先王，尧舜禹汤，孔孟也做到了，当然能看到的还有一个王阳明，肉身成圣了。 可是要看到，做不到的人太多了，这几乎不是普遍和特殊，而是个别与整体的对比。举个例子来说，那个流传很久的佛偈，神秀和尚“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六祖慧能大师则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有人分析过他们的境界，都得出慧能比神秀高的结论，便没有了下文。 但是实际上慧能的法虽然直指人心，明心见性，但能传承的人太少，能透彻的人寥寥无几，从古到今大部分人修行走的还是“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路子。 儒家这个本为入世的学派，也走上了高端的、不能为普罗大众所用的道路，何况佛家和道家。除了极少数天才，普通百姓不可能用这种唯心的思想，来真正认识、了解、甚至掌握这个世界。然而二千年来华夏大地上只有这三家的哲学，所以中国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也就渐渐难以前进，最后终于被西方迎头赶上。 如果用“心”去认识和改造这个世界太难，何不用西方的哲学思想——借助工具呢？ 工具是什么，陈惇几乎要脱口而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显然马克思还没有出生，而陈惇能记得住《聊斋》这样的作品，却难以将《资本论》的一切东西，明明白白地书于纸上。 如此陈惇在精心选择后，决定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代的系统哲学中选取对这个时代有益的哲学框架，虽然这些大多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包含的理性主义因素，在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中，起过重大的作用——这恰恰也适用于大明这个时代，唯心主义更能引起东方的共鸣。 这些西圣的思想成为了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基础，说明它的力量的确是巨大的，现在就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唤醒中国沉睡千年的科学和探索精神。或者经由他们的思想，去重新认识诸子百家的思想，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东西方的文明在陈惇的有意引导下提前相遇，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其实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从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开始，西方的一切文明才突兀地涌入，给中国人造成巨大冲击的其实是西方先进而雄伟的工业，在思索为什么中国与西方差距如此之大的时候，自然会最先研究他们的文化思想，于是得出了孔子之学落后，而西方之学先进的结论，于是要求“****、羞孔废儒”。 但现在，中国依旧是世界大国，昂首东方，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文明，都有资本充满自信，而西方还没有迎来工业革命的洗礼，甚至连宗教改革都进行地一波三折，没有让中国震惊的资本，而华夏文明也没有弱势到被同化的程度；那么西方哲学的引入，很有可能像是一颗石子投入了水中，短暂地激起一阵水花，然后就泯灭于无形。 要想避免这种可能，陈惇已经想出了办法，一是在自己的《苏州报》中，开辟西理探究版面，循序渐进地向知识分子介绍这些泰西名儒，以及他们的思想。二是他需要精通外国文字的译著家，将晦涩艰难的西方文字转译成朴实而简易明白的中文，务必要在不改变真髓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贴近文人的习惯和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