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原有的身份，以新的身份在人类世界活动，才能兼顾安全与便利。
至于具体要怎样实现，一开始，方然想的太简单，就是凭自己的黑客技术，在联邦公共部门的数据库中动手脚，捏造出一个“虚构者”。
本身并不存在，却有一切正常、完善的联邦公民信息，“虚构者”的设想并不新颖。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主角安迪就利用联邦公共管理体系的漏洞，凭空捏造出一个新的身份，在逃离监狱后，不仅顶着这一身份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还顺便卷走了监狱长多年搜括的赃款。
可电影，终归只是电影，即便方然只匆匆扫过一遍，也知道这办法行不通。
在遥远的过去，或者，哪怕追溯到几十年前，人类世界的信息技术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对社会的监控和管理能力也很有限，一个人，倘若精通联邦社会管理体系的运作流程，也有很强的动机去虚构这身份，的确可以做到《肖申克的救赎》里那样。
至少成功的概率，要比普通人想象的大得多。
但是在今天，当一个人的人生，还处在双亲备孕的阶段，他、或者她就已进入联邦政府机构、社会管理部门的视线。
“从摇篮到坟墓”，用在这儿，倒是恰如其分。
在并不久远的过去，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人类世界的无数个体，搜集、整理和利用其中包含的信息，还是规模庞大的艰巨任务。
艰巨到什么程度呢，即便联邦，影响力渗透全世界的发达国家，仅仅在几十年前，还无法确切的知道，自己治下的人口总数究竟是多少，至于更细分群体的统计数据，准确度就只有更差，甚至一度影响到了国家的战略决策。
每五年一次的大规模人口普查，统计数字，看似是精确到个位数，但这数据的准确性却可想而知，加上时间的滞后性，导致了这一看似荒谬的现实：位居列强的联邦，有能力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却没办法准确的知道，被称为“联邦”的这个国家究竟由多少人组成。
但是在今天，联邦的人口总数，早已不是一个模糊的数据，而是动态刷新、精确度确实给到个位的实时量。
这一变化，民众大多并不知情，即便知道的，也只会视作理所当然。
但他们却没有想过，倘若联邦，抽象意义上的国家，对治下人口的总数居然能精确到“+-1”这样的程度，背后所反映的，绝非仅仅是医院上报新生儿数、殡仪馆上报死亡人数之类的例行公事，而是借助网络、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凭借从终端传感器到核心网巨型计算机的一切手段，将联邦民众置于会恢恢天网之下，才有可能做得到。
最起码的，要得到实时的人口数，就意味着对发生在联邦各地的恶性案件，和由此导致的伤亡，有十分精确的把握。
这件事的难度，实施起来的庞大工作量，绝非寻常。
正是从一系列新闻、内部资料与网络上的小道消息当中，嗅到了变革的气息，方然才会匆匆着手实施“虚构者”的计划，他意识到，以联邦当局对社会的监控、管控力度，和事态的发展趋势，要凭空造出一份经得住调查的个人资料，难度必定会迅速攀升。
所以越早着手，越容易成功，不仅如此，将来一旦被同类们调查、甄别，这障眼法的效果也就越好。
想法大抵如此，接下来，一切本应进行的很顺利。
但很快，方然就骤然惊觉，他的算盘打得很好、时机却根本就不对。
问题出在哪里呢：
他需要的，并非一个背景“干净”的寻常身份，而是各项数据都严格符合自身现状的，与现在的“方然”高度拟合的虚构者。
因为他要对付的，并非警察，而是无孔不入、不死不休的同类们。
同类，相比于缉拿人犯的警察，调查起可疑人士的背景资料来，强度，力度，显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点，不需要揣摩同类们的行动方式，身为永生的追寻者，方然自己也一样在为最后的图穷匕见做准备，凭借黑客技术，和多年来对联邦公共部门服务器、内部网络和软件体系的渗透，他对如何确定一个人的真实身份，驾轻就熟，清楚的知道要规避这种完全而彻底的调查，难度究竟会有多高。
和一般人的想象不同，在信息时代，戳穿虚假身份的证据来源，往往出乎意料。
且不谈效果堪忧的签名、肖像照和公民个人基本信息，诸如“牙科诊疗记录，指纹信息，血型，乃至人脸识别特征”这些相对可靠一些的判据，也难不住高明的身份伪造者。
但是像思维模式、生活习惯和基因层面的特质，就很难作伪；
即便勉强为之，也会轻易被海量数据与AI分析这些前所未有的手段，轻易揭穿。
譬如常见的生活习性——左撇子，过去只能凭一些行为特征来测试某人是否为左撇子，应对的手段也不难，无非是刻意训练用右手行动，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做到控制自如，除非不经意间露出马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