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醒来的时候，苟文生惊讶地发现，自己房间的白墙上写满了字。
红色的！
似乎是用红色的墨水写的，看着殷红殷红的，像血。
他并没有像普通人一样慌张，平静地从床上下来，一丝不苟地穿好裤子和蓝色的衬衫，然后才开始认真检查房间的一切状况。
他住在三楼，如果有人愿意，爬上来问题不大，不过窗户看起来没有任何破损，只有右边的一扇是竖着开的，这是他临睡前打开的。
密闭的空间会让他感觉到窒息，所以，每晚睡前总会打开这扇窗。
窗把手上有一根淡灰色的丝线，一尺多长。
但是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白天的时候光线太强，人的眼睛会被光阳引导，所以对这根丝线肯定视而不见。
夜晚的时候，光线太暗，丝线是浅灰色的，看起来和窗户一个颜色，所以也不容易被发现。
这根丝线是苟文生自己系上的，他需要保证自己的房间不被闯入。
精神科大夫多少都会有些焦虑，因为他们看到了太多，听到了太多。
很多病人的言行是无法用常识去解释的，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苟文生和很多同行一样，选择了相信。
精神科大夫和其他科室的大夫不一样。
外科大夫可以通过视觉或者X光、B超、CT等准确地找到病人的问题，并且在病人麻醉失去知觉的情况下，利用手术带将问题清除。
内科大夫靠着血样、尿样、肝功、心电图等确认病人的状况，是否和已知的案例相对应。
如果是，他们会开出一堆化学药剂，然后精确到底告诉病人，什么时候吃下这些药，每次吃几粒。
产科的大夫就更简单了，患者的肚子里有个新生命，这是毋庸置疑的。
哪怕不用B超，有经验的大夫也可以根据胎心监测仪器判断，这个新生命的情况，然后做出是否剖腹的决定。
牙科、五官科、肛肠科、皮肤科、泌尿科，哪怕是中医，通过病人的脉搏、面色、舌苔都能做出相对接近问题的诊断。
唯独精神科，他们只能看到病人，却无法用肉眼看到问题的所在。
精神病人也不会像其他科室的病人那样想尽一切办法描述自己的症状和感知，他们往往都会选择隐藏、回避。
于是，精神科大夫的治疗手段也是与众不同的。
他们会像和三岁的孩子聊天一样一点点，诱导病人，告诉他只要说出什么，就会得到一块很美味的“糖”。
极少数病人或许是真的想要那块“糖”，大多数却只是为了自我保护才说出一些话来。
他们就像制造字谜的人，把一堆毫无逻辑的词句统统堆在大夫面前，这时候大夫能做的只有在其中小心翼翼地连线。
当然，对于苟文生来说，他有更多的手段，催眠是一种，设路标也是一种名。
所谓路标，是指医生主动提出一些关键词，这些词汇就像开道车一样，引导这患者走向医生想要看到的方向。
譬如，苟文生经常会问一个问题：
“见我我之前，你见了谁？”
在这个游戏中，医生是主导者，他有权提问，而病人应该如实回答，这是社会常识所造成的一种公理。
如果是一个正常人，他可能会说，见到了出租车司机，见到了分诊台的护士，甚至走廊上的清洁工等等。
或者是思考一下，说我只顾着想事，真的没注意。
但是精神病患者出于自我保护会马上戒备起来。
这里面又会分两种。
一种是接受过长期治疗的，他们知道医生有处置自己的权利，所以会像罪犯对警察一样，产生恐惧和臣服的感情。
他们知道如果不能回答正确，处罚就会跟着来，所以，他会尽可能详细地把一个时间段内见过的人都描述出来。
很多时候，精神病人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们甚至可以把四十八到七十二小时内见过的人全部描述一遍，如摄像头一般精确。
而另外一种，没有进过精神病院，没有接受过深入治疗的患者会直接怀疑医生的动机。
他们可能会直接反问：
“为什么要告诉你？”
或者说：“这是我的隐私。”
甚至会编出一些离奇的故事。
苟文生曾经在一个年轻女病人口中得到这样的回答。
“我刚才在走廊上见到了一个女孩，她的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脸很白，但鼻子上有三颗雀斑，不过不明显，应该是用遮瑕膏挡住了。
她没有穿白大褂，脸上也没有任何疲倦，说明她既不是正在上班的医生和护士，也不是上完夜班准备回家的。
她的包是暗灰色的，看起来很简洁，款式既不招摇也不落俗套，上面只有上有一个小小的LOGO，就像用铅笔画上去的，但其实那是做过磨砂效果的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