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龄，你看看这个秘奏就知道了！”
房玄龄也算是李世民的老部下了，所以看到他疑惑的表情，李世民干脆直接把手中的奏折递了过去。
虽然这个秘奏理论上是只有李世民自己有资格查阅，毕竟百骑的存在虽然不是秘密，但是作为直接听从于李世民的间谍力量，有很多东西还是不方便让人知道的。
不过，李世民对房玄龄那是真的知根知底，再加上秘奏中的事情也算是和房玄龄能够扯到一些关系，毕竟在大唐朝中，大家都把张华当做是房玄龄的人。
“华亭县四月份税赋收入一百二十二万贯。”房玄龄其他的内容都没有留意，但是这句话却是像是火光一样牢牢的印在了他的眼中。他不由得揉了揉自己有点干涩的眼睛，还以为是眼花了。
一个月的税赋收入一百二十万贯，这是什么概念啊？
大唐去年的税赋收入是多少，房玄龄是最清楚不过了，即使把所有的东西折合成铜钱，也就不到两千万贯，这还是大唐所有州县一年的上交朝廷的税赋收入啊，每个月也就是一百六七十万贯而已。
现在华亭县一个月的税赋居然快要赶上其他所有州县加起来的收入了！大唐有一千多个县，华亭县原本只是其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下下县，张华去了不到一年之后，现在居然成为大唐税赋收入最高的县？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房玄龄忍不住把手中的秘奏从头到尾的认真看了一遍。
“这海外贸易难道真的利润如此巨大？”房玄龄觉得这封秘奏的内容颠覆了自己的认知。虽然之前华亭县又是鲸鱼肉又是鲸油蜡烛，还大量出产海盐等物品，房玄龄已经在心中不断的调高了对华亭县的预期了。
但是到了现在，才真正的发现，原来这些产业在华亭县的税赋收入占比之中，居然也就是一个零头。
当然，四月份的税赋可以认为是一个特殊情况，毕竟不是每个月都会由海船载着大量的金银从海外回来。但是即使是四月份之前，华亭县每个月的税赋也有差不多二十万贯，比长安城一个月的税赋都少不到哪里去。
“难怪当初张华那小子宁愿一分钱不要，也要通过修建长安到洛阳的水泥路来换取华亭县独家海外贸易的权利啊，看来这海外贸易搞好了，着实是一个来钱的营生啊，以前怎么就没有人能够想到呢。”
李世民一想到张华让船队出海一趟就运回来上千万贯的金银，相当于大唐一年的税赋，就觉得眼红的紧，不是李世民自己需要那么多钱，而是大唐这个版图辽阔的王朝，有太多需要花钱的地方了。
“陛下，要不让张华把华亭县的税赋上缴一半给朝廷？当初许诺华亭县十年之内不用上缴税赋，是没有考虑到张华那小子的吸金能力这么强呢。”
在房玄龄看来，让当今天子都眼红你的钱财，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哪怕他对李世民的德行很有信心，房玄龄也觉得张华应该把一部分的收入运到长安来。
于公于私都是如此！
“朕金口玉言，哪能随便反悔？让华亭县上缴税赋的事情休要再提。不过，华亭县对各种商业交易征收十税一的事情，倒是可以考虑。看来我们以前都是太过于小看商贾们的力量了。”李世民端起手边的互助香茶喝了一口之后说道。
一直以来，大唐的税赋归结起来就是三个字，租、庸、调。
租是田租，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调是人头税，交的是定量的绢或布；庸是徭役，当然，农民不去徭役也可以，可以纳绢代役，这样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有利于农业生产。
所以这项制度被称为租庸调制。
基本上，税收的九成以上都是来源于租、庸、调，商业税在里面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不能说是李世民或者说之前的李源制定的政策不好，而是自古以来中国的税赋就是围绕着土地和人口转的。
从上古上古时代的夏商周开始，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三个朝代的税收制度大同小异，国家的主要税收来源是大禹开创的“九州贡法”。
《尚书》曰：“禹别九州，任土作贡。”
各地诸侯的土地按距离王城的远近，划分为“甸、侯、绥、要、荒”等五服，按不同的要求向王朝提供实物、特产、劳役、军役等，比如我们熟知的大禹九鼎，其制作材料就是九州的诸侯进贡给大禹的，而大禹之所以在鼎上刻各州的地形山川和奇珍异物，并不是为了美观好看，而是为了厘清各地诸侯的土地情况，和明确进献奇珍异物的朝贡标准。
各个诸侯该进贡多少东西，看看鼎上他们地方有多大就知道了，各个诸侯该进贡什么东西，看看鼎上他们是什么特产就知道了。
从这点意义上看，九鼎就是实物版的夏朝“贡法”税单，彰显了中央王朝对九州诸侯的征税权力。
到了秦朝，秦始皇是把纳税人即农民，编入户籍，称为编户，实行按编户征收租赋和征收徭役、兵役的制度。
汉初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