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仅子我，就是包括颜回在内的其他弟子也都看得出来周王室式微，根本难堪大任。
可是孔子还是要还政于王室，只是要一个建立儒门、传播儒学的便利，这让这些弟子十分的不解。
而孔子则耐心地对弟子们分说道：“你们认为国家领土非常重要，我恰恰相反，认为领土你可以再夺得，而人心失去一时就难以再得到，而文化一旦建立了，一辈子都难以改变。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将文化植入民众的内心。”
看着弟子们还懵懂的样子，孔子继续解释道：“在这个乱世，人心易失，领土更经常变换，而就像大家认识的字一样，你们认识了这个字，就很难再不认识了，文化也是一样，只要他们接受了我们儒家文化，无论大家相隔多远，最终当我们振臂一呼时，自然一呼百应。”
子贡作为商人出身，看重的投入产出比，他慎重地则问道：“先生，我能明白这文化的重要，可是这个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战争、势力却是眼前的东西，如果我们连这领土都没有了，那么谈文化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否会得不偿失呢？”
孔子肯定地道：“这要看怎么去推动这件事了？这也是我要还政于周王室的原因。推广一门学说，名义与力量同样重要。如果我们来强行推广儒学，毕竟人单势孤，而有了王室这杆大旗在，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推广我们的学说，而有我们鲁国这么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学说推广下去。”
孔子看了一眼众多弟子道：“将下来，我们将面临着各种挑战，以后就是看你们发挥实力的时候了，你们需要各尽所能，将儒门发扬光大，将儒学传播到整个南赡部洲，乃至整个玄黄世界吧！到时人人得享圣贤之位。”
孔子（含真）有多世经验，前身更是昊天大帝之存在，说服这些弟子还是比较容易之事。
待得孔子一番说教之后，一众弟子十分兴奋，各个摩拳擦掌，都想在这个过程中一展身手，得享圣贤之位。
其实，孔子说的并没有任何问题，而是直指问题本质。
后世有一国说法就是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也就是其国的文化，这是非常有道理。
而孔子的做法正好相反，先正其史，建立文化，再寻找立国。
在此后，儒门的一切做法的出发点就变成了推广儒学，而不在意领地的多少。
当然，如果有更多的领土，鲁国也不介意扩张自己的势力。
此时，鲁国外有王室作为援手，内有儒学这个学说作为支撑，实力是愈发强大。
以王室为名，鲁国先后在周边王国强行推广儒学，逐渐地将除了齐国、宋国之外的其他莒国、郯国、徐国也纳入到自己的文化圈之中。
只有齐国还困难一些，不过儒学也在扩散之中。
一些儒门的弟子已经进入齐国，传道授业解惑。
儒学本身讲授仁义之道，在此乱世仿佛是格格不入，其实恰好相反。
战争久了，人们对和平就会分外地渴望；道德缺失久了，人们对仁义就特别地看重。
孔子的儒门主张体察民情，爱惜民力，“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使百姓“足食”，国家“足兵”，取得“民信”。
孔子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而是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是个人修养，强调关爱别人，用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
此时的儒学就像一股清流，对当时的混乱社会而言是最好的良药，很能抓住人心，逐渐在民众之中扩散开来。
不过，就在孔子大力传播儒学之际，其他学说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先后出现，并且在一国或数国中广泛传播，整个南赡部洲出现了真正的“百家争鸣”的景象。
在鲁国附近的就是宋国人墨家，创始人墨翟，这一学派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提出了“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而附近的齐国则流行的是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
而西方强国秦国流行的却是法家思想，代表人物为管仲、商鞅、韩非等人，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主张“法”“势”“术”，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而赵国则出现了两种学说争鸣的现象，一个是名家的公孙龙为代表，提出了“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命题，主张研究虚实之学。
赵国另外一个学说就是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以辩论著称，提出组建合纵联盟，抗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