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月，举国欢庆。
楚阳却没有那个闲情，马上就要开学了，然而在贝海，他还有一大堆事情没做。
这两天他就一直忙着香满溢大排档的分店，装修、设计、选位等等……
跑东跑西，几乎一刻都没停过。
好不容易完成了个大概，沈万金却告知楚阳，程万里想再见他一面。
对此，楚阳是好奇的，前两天才不欢而散，程万里怎么那么快就找上他？
海客大酒店。
程万里这次见楚阳并没有大张旗鼓，很低调，看起来更像是私人会面。
而且程万里也不让楚阳就等，直接开门见山，一开口就让楚阳愣在原地。却是原来，程万里竟然提出要楚阳接手一个国营罐头厂。
然而楚阳虽楞，却不意外。因为这时候国营企业的日子可非常不好过。
9年的中国，到处弥漫着姓‘社‘还是姓‘资‘的硝烟，硝烟过处，伴随着的是经济变革，具体体现为公有制经济与私营经济的比例问题。
有些人士担忧的正是私营经济的迅速增长将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很正常。与国营企业的半死不活相比，这一年，私营乡镇企业取得了标志性的成绩，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就业员工也同步超过亿人，达.062亿。
关键此时的国营企业改革再没有0年代中后期那股“一改就灵“、“一包就活“的意气风发。从利改税、承包制、政企分开，到优化组合、股份制、租赁制，各项改革举措年年创新，药方开出了一帖又一帖，政策诸多“倾斜“、地方“保护“主义、创纪录的大批信贷资源源源注入，却罕见成效。
生产回升缓慢、效益下降、内部排资论辈，连年亏损，一年比一年严重，可以说，这时候的国营企业恍如一潭死水，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这个说法并不夸张，今年一月，《中华工商时报》刊登了一篇新闻：东城区有数百家国营中小企业，主要生产手套和袜子等日用小商品，却因打不开销路，造成产品严重积压。
除国营企业以外，在燕京生产同类产品的私营企业以及小作坊也有不少，竞争实在激烈。
东城区工商局为了让区内的国营企业多一些销售的机会，主动安排它们进入集贸市场，还徇私让它们占据着最好的摊位。
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数以百计的积压国企厂家居然只有7家前来登记申请，更过分的是，真正市场里去设摊摆卖的只有六七家。
在综合集贸市场上可以看到一个有趣景象：国营、个体的摊位泾渭分明，前者的守摊人坐在柜台后面，双手抱胸，翘着二郎腿，注视着来往的顾客，官商做派十足。
个体练摊的叫卖声不断，积极奔走，热情拉客，好像菜市场一样。
两相对比的结果是，国企摊前门可罗雀，一个客人都没有；个体摊前门庭若市，顾客挤成一团。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何种天气，个体练摊的都照常营业，早出晚归。
而国营的推销员只要天气稍微恶劣就轮休，哪怕营业也只是按部就班，实行小时工作制，若要延长营业时间，就得涉及奖金、加班费。
这种工作态度，竞争力可想而知。
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些国营摊位的销量不及私营摊位的/4，很快就被市场淘汰。
最后，《中国工商时报》是这样总结的：纵使国营企业在场地、产品、流通环节等硬件上与个体形似，但是在利益机制、市场机制上的神合却难以达到。
尴尬的是，这不是个例，这时候的国企普遍都存在这些问题，在竞争领域中总是被动又毫无战斗力。
今年五月，其实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新闻媒体帮圣海宝钢讨债！
这事其实还涉及到八九十年代国内普遍存在的三角债问题。
所谓“三角债“是人们对企业之间超过托收承付期或约定付款期应当付而未付的拖欠货款的俗称，是企业之间拖欠货款所形成的连锁债务关系。
举个例子，由甲企业欠乙企业的债，乙企业欠丙企业的债，丙企业又欠甲企业的债以及与此类似的债务关系构成，就叫三角债。
三角债的负面影响很大，波及面广，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十多天前，为了清除三角债的影响，国家甚至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清理“三角债”的行动。
宝钢就是受“三角债”困扰最严重的国营企业之一，在过去的几年里，累积债务竟高达20多亿元，占到流动资金的/3，濒临难以经营的边缘。
国家计委、全国清欠办公室以及上海市政府都出面替宝钢协调清欠，但是效果却始终不彰。
新闻媒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来帮宝钢讨债，讨债方法也简单：把那些主要的欠账大户的名单在《中华工商时报》刊登出来，记者天天上门一一追问和督促，新闻狂轰乱炸。
很流氓的做法，却也历时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