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之一字说来简单，却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人们习惯定式思维，习惯已经存在的东西，习惯安于现状，改变一个人尚且困难，何况是改变一个国家持续近百年的官制？
还好这次改变是朝堂，是官制，却不是整个国家。
在赵祯空前强大的威信与皇权面前，改变所遇到的阻力还不是很大，尤其是顽固的保守派被成功颠覆后，官制改革的阻力便也随之烟消云散。
至于税收之类的却是不用改变，个税这东西在大宋并不是不存在，只不过存在的形势不一样而已，上到王侯将相，下到市井小民，人人都要交税。
只不过宗室，贵族的税收存在于他们所经营的产业中，而朝臣官员的收税存在于他们的俸禄之中。
原本会引起他们不满的东西却并未有什么波澜，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大宋三司的税收谁也不能违反，如若不然原本手中应有的权利便得不到保障，随之消失。
宗室这种特权阶级也不能例外，若不交税则有革除头衔之危！
若是宗室偷税漏税，第一个找上门的不是三司的财计官员，毕竟他们的品级往往还没有宗室高，找上门的是大宗正司的人。
大宗正司是赵祯在景佑三年便设立的衙门，掌纠合宗室外族属而训之以德行、道艺接受其词论而纠正其违失，有罪即先劾奏皇帝，法例不能决断者，即共同上殿取裁。总管宗室服属远近之数及其赏罚规式。
大宗正司的长官是知大宗正事，虽然是宗室之中德高望重者充任，但一般没有实权，只是挂名而已，主要的职责便是和提醒宗室安于法度。
而正真执掌大宗正司的却是两位监丞，文臣京朝官以上者充任，这个范围就打了，基本上都是御史台的御史，这些人恰巧也是宗室最不愿得罪的人。
连宗室都要老老实实的交税，何况他人？
官员的税收从俸禄中扣除，这俸禄是有定数的，所以官员每年交税的数额也是有定数，想要偷税漏税更是不易，在大宋只有四种人不用交税。
皇帝，士子，军士以及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除了皇帝以外，这些人的家庭都是同样要交税的，没有例外的存在。
不过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不用交税，比如灾民，受灾的州，府，县赵祯自然会下旨免去他们的税收。
当然社会上的无业游民自然也不用交税，可事实上这些人的税收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到了大宋的国库之中，商业税…………
买卖商品都是要交税的，只不过都是在商品的价格之中，买的人看不见，卖的人却很清楚，因为朝廷要向商家收税，于是商贾就把税收也加入了商品的价格。
在下层稳定的情况下，改制比没有赵祯和朝臣们想象的那么大影响，最困难的“税改”阶段大宋已经度过，剩下的一小撮利益既得者也被瓦解，于是赵祯的改制自然而然的被接受。
超会上同时还决定了明年的年号，乾宇…………
这是以大宋最大的宫殿所命名的，象征大宋天朝上国的地位，以及强大的国力，赵祯对此非常满意，并且也预示着大宋开始疯狂扩张的开始，如天之高，如苍穹之浩瀚。
而这次改制也就被命名为乾宇改制。
最忙碌的算是中书省了，这是大宋文官的最高领导层，以宰相范仲淹为首，参知政事欧阳修，苏洵，欧阳修，富弼，韩琦，王安石为辅，领导整个朝堂的文官机构进行改制。
最主要的便是恢复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制度，同时还保留了秘书省和内侍省，这就是说一共有五个省。
五省之中，只有尚书、门下、中书三省才是真正的中枢，秘书省掌图书典籍，职任较轻；内侍省掌侍奉宫掖，委以宦官。
但赵祯并不是傻子，皇权的集中还是必须的，还是那句话，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适合的制度，对于现在的大宋来说集中皇权就是最好的。
三省的出现进一步的削弱了相权，赵祯在这里埋了个坑，把已经所剩不多的相权再次划分到了三省之中，门下省依旧是文官的最高权利机构，但宰相不叫宰相了，赵祯赐名宰执政事。
只不过说是宰执政事，事实上还是那点权利，低价官员的任用，公文的发布，参政议政等等。
宰相的政务之权被平分至三省之中，自然不利于办公，但政事堂的出现却是一个极大的改良，门下省的宰执，尚书省的副相，中书省的副相同在政事堂办公。
政事堂是一座建在三省之间的院落，只有俩个小殿，一个作为相公们的办公之地，一个作为会议之地。
可以说大宋的三省是在一个院子里办公，而宰执和两位副相则是在院子中的院子办公。
六部依旧是六部，他们的职权没有多大改变。但在寄禄官消失后，这权利就又回到了他们的手中。
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
户部掌管天下户籍，人口。但多了一个医疗体系在内，全国的医院也归其考核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