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姓许的，家住淄川县城北，以打鱼为生。他每天傍晚总要带酒到河边去，边喝酒边打鱼。而喝酒前，又总是先斟上一盅酒洒在河里，祭奠一下，并祷告说：“河中的溺鬼，请来喝酒吧！”这样便习以为常。其他人往往打鱼很少，而他每天都打满筐的鱼。
一天傍晚，许某刚刚独自饮酒，见一少年走来，在他身边转来转去。许某问道：“您是哪里来的？”少年说道：“我是你邻村的，在这里散步。”许某见是乡亲，便邀请道：“来，哥们，坐下喝几杯酒吧！”少年也不推辞，二人便对饮起来。
这一夜竟连一条鱼也未能打到，许某很有些丧气。少年起立躬身说：“我到下游为你赶鱼。”说罢，朝下游飘然走去。
一会儿，少年回来说：“大鱼群来了！”果然听到有许多鱼吞吃饵食的声音。许某便撒网，一网捕了十数尾尺把长的大鱼。他非常高兴，对少年深表感谢。
少年欲走，许送鱼给他，少年不要，并说：“屡次喝你的好酒，这点小事怎能提到感谢呢？如您不嫌麻烦，我将常来找您。”许某说：“才相见一晚，怎说麻烦？你如愿来相助，我是求之不得，可我怎样报答你的情意呢？”于是便问少年姓名。少年说：“我姓王，叫王鸿。”说罢，便告辞而去。
次日，许某将鱼卖掉，顺便多买了些酒。当晚，许某来到河边时，王鸿早已先在等候，二人便开怀畅饮。饮几杯后，王鸿便为许某赶鱼。就这样半年过去了。
一天，许某和王鸿饮酒时，问起王鸿家有什么人，操何职业。王鸿考虑再三，凄然对许某说：“你我相识，情同手足。你我既然亲如兄弟，我说了你也不必惊讶。我无妨如实告知：我实际是一个溺水鬼，只因生前遭遇迫害，投水而死，已经好几年了。”
许某听了，起初十分害怕，然而，因为长期相处，很快也就不再恐怖，反而难过起来，说道：“你是怎样遭到迫害的，能说给我听吗？”
王鸿说：“我满腹冤情，无处申诉。今天能向您——我的知音朋友倾诉，实为快事。”于是，王鸿讲述了被逼投水自杀的经过。
我名叫王鸿，某市某单位的职员，摘帽右派，家是地主成分。1966年被红卫兵押送遣返回到故乡。记得一九五五年，我到某市上中学离开家乡时曾经幻想，将来成为一个大作家以后，一定“衣锦还乡”。现在真的回来了，不过，没有“衣锦”，而是在胸前挂了个大牌子，上书“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地主羔子王鸿”，而且是被红卫兵押送回来的。当我走到村口，一眼就看到女娲庙的庙基，真好象我要入地狱了！极度的痛苦和羞耻使我希望地上能裂开一条缝隙，让我钻进去……
十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在村口夹道“欢迎”我。
“你叫什么名字？”一个小伙子伸出两个指头，按住我的脑门，使劲的向后一推，厉声问。
“王鸿。”我垂手立正，低头回答。
“什么他妈的王红！——是个地地道道的王黑！”随着他的叫骂声，紧接着来临的是拳头和耳光，我被打得晕头转向，眼前直冒火星。从此，我改名叫王黑了。
“老六，快滚起来！”又一个人发出命令，这是一个比较苍老的声音。
我弟兄八人，我排行在六，所以能喊出我小名“老六”的人一定是个熟人，我慢慢的站起来，没敢拍打我身上的土，看了看“熟人”。呵，原来是陈庆！——我的老同学，儿时的伙伴。这位在学校学习考试时，总是高坐倒数第一把金交椅的陈庆，正用得意洋洋的讥讽目光欣赏着我，仿佛我不是人，而是笼中的熊猫。可以肯定，在这一刻他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他从小因为学业的失败而自惭形秽的局面，今天得到扭转。这当然是天赐良机。能整治一下我这个过去因为学习好经常在他面前炫耀的同学，也算是报了一剑之仇，他心理上得到了平衡。在人生的竞技场上，我失败了。他作为胜利者，正春风得意的欣赏着我的失败和痛苦，这与其说是他的精神需求，倒不如说这是他的人生目标。
“押到大队部去！”
又是一个命令。是女性的声音，清脆、嘹亮、坚定、果断，我侧目看了看对方。她不过二十岁，一身绿军装，飒爽英姿，剑眉倒竖，特别是两只丹风眼贼亮贼亮的，冰冷，狂傲，满脸的杀气。最使我胆颤心惊的还是她手中的皮鞭，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我在市里曾听乡亲们说过的陈红兵——“万水千山”造反派组织的第二把手，现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陈红兵因煽“五类分子”的耳光得到了造反派头头孙主任的赏识，而被提拔当了大队革委会主任。据说她首创了“亲帮亲”“煽耳光”的管理方法。所谓“亲帮亲”，就是当“四类分子”犯错误时，如背错了语录、跳错了“忠字舞”或迟到早退等，就让“四类”中的亲父子、亲母子或亲兄弟表演“亲帮亲”。责令他们互煽耳光，数量从十个到三十个不等，要按他们所犯错误的轻重而定。
陈红兵的父母都是老实的贫民，她的舅舅李老歪是一个屠夫，是闻名乡里的泼皮。陈红兵的好斗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