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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结束洋人对上海境内足球比赛的垄断，收回体育主权，从1924年秋到1937年为止，中华足球联合会举办了13届“上海中华足球联赛”，它是首个完全由中国人自主主办的足球联赛，改变了上海足球一直被洋人控制的局面。一开始是从学校，逐渐延伸到社会各阶层，先是上海的一些外资工厂组织球队参加联赛，然后民族工商业中的工人和店员也陆续组队，加入联赛行列。参赛球队不断增加，到1931年第七届联赛，申请参加的球队太多，由于球场有限，因此仅能接受56支球队参与联赛，在这之后基本就维持在这个数字了。
这一年的第十二届“中华联赛”，因为主教练陆逐虎的加入，复旦大学先后战胜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以前在南京，后来迁到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重建）、沪江大学、乐华、优游等强队，历史上第二次夺得了中华联赛的甲组冠军。
一手缔造这只强队的复旦大学主教练陆逐虎表示，联赛名称改为“中华足球超级联赛”即“中超联赛”会更大气更好听，得到一致认可。不过此事随着1937年抗战爆发后联赛停办而最终不了了之。
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陆逐虎在上海操练他的学生军时候，在香港，已经初具雏形的柏林奥运会国家足球队，在离开香港前，安排了三场公开赛，门票收入作球队奔赴上海拉练的旅费。前两场国足队长李惠堂均没有上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在4月16日进行，约战的是英国驻港海陆军联队。比赛时间安排在下午五点钟在香港嘉山南华球场进行，鉴于对手实力不强，国家队没有派上全部主力，不过为了一睹国家队的风采，很多香港球迷上午十一点就开始上山排队等待售票入场。最终比赛以国家队4:0完胜收场。
两日后，国家队一分为二，与全部为洋人组成的“香港联队”连比两场，作为离港的告别赛。
第一场由替补出场，对抗“香港联队”的乙队，最终取得5:4的胜利；
第二场由主力出战，对对抗“香港联队”的甲队，国家队队长李惠堂也首次出场。在香港联队甲队先进一球的情况下，队长李惠堂连进三球完成帽子戏法在上半场就将比分反超，3:1。下半场攻势不减，孙锦顺得曹桂成传中球，挑过港联后卫转交李惠堂，直接射门得分，连入四球，轻松上演大四喜，4:1。随后李惠堂又传给孙锦顺一个单刀，助攻对方得分，5:1.几分钟后李惠堂传孙锦顺，孙锦顺转给冯景祥，冯景祥再交曹桂成传中，孙锦顺侧身凌空钩射入网，6：1。眼花缭乱的进攻配合让香港球迷大呼过瘾。比赛最后时刻李惠堂再进一球，以7:1的比分完成了最后一场在香港的比赛，他本人也交出了五粒进球，一次助攻，一次策动的成绩单，完美谢幕。
在香港的比赛结束后，打前阵的12位国家队球员准备乘船前往上海进行表演赛，筹措日后南洋拉练的费用。但一个不该有的疏漏，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让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国家队声名落入谷底。
起因是国家队赴上海乘坐的那艘船：田龙丸。
从“丸”这个字就可以明白，这是一艘日本轮船。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它的全称为“日本邮船商社龙田丸轮”。消息传出，立即引发全体香港球迷的极度反感与激烈抗议。随后各大报纸也开始了对这一“丑闻”的大力批判。
4月21日的《香港工商日报》更是将国家队骂得狗血淋头：
“难道我们自己的招商局轮船不能坐吗，却要坐起日本船来！”
“丢尽了中华民族的颜面！”
“未出国门，先染耻辱！”
中日虽未全面开战，但日本人在东三省的行径已经引发全国上下国民包括香港市民的同仇敌忾。
香港华协见报后，连忙将日本船改为德国轮船“波士顿号”，国足上下成员也连忙站出来向社会各界和全体国民道歉――也是因为此事拖累了身为队长的李惠堂，让他不得不推迟赴上海的行程。
其实这件事的背后也有一丝的无奈：
因为日本轮船相比德国船要更便宜，可以稍微节约一些旅途的经费……
不过，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自1913年第一次参加远东运动会而成军以来，一向被国民视为掌上明珠，几乎从来没有受到过哪怕一次的批评，这唯一的一次“狠怼”，在整个20世纪上半世纪中都算得上一次奇景了。
……
4月22日，国家队12位球员先到上海。李惠堂也在4月23号，解决了“田龙丸”的风波后，晚一天坐飞机抵达上海，其他球员因各有事务需要处理，也有“陆逐虎”这样持“外卡”还没有参加过选拔赛的，将陆续前往上海与大部队会合。因为国家队的“丑闻”耽搁，匆匆赶到上海的李惠堂没能再次联络小兄弟陆逐虎了，因为在4月25日，国家队就要在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