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代初期经历东欧剧变的各国，除去本来发展就不算差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外，其他的东欧主要国家发展均遭受了困难。就算上述提到的这两个国家，也并没有出现特别的繁荣，经济状况好一点也并不多。加入欧盟的最大好处，与其说是从西欧而来的投资和援助，不如说是因为西欧和北美以及澳新对东欧移民的宽容接纳而汇回的侨汇。
在一个阳光被倾力泼洒的午后，一群穿着旧衣的普通市民经过林义龙一行人游览中的市街。很多年的发展并没有让东欧各国的生活水准变得很高，而且街巷看起来比远东的一些城市更差。这种光景在耶昂姐妹看来是有些意外的。仅仅和上游的维耶纳一河之隔，一切都变了。
“我得说，这里比我们的印象差得太多了。”薇拉说道，“可能，义龙你对于奥地利的后巷的说法是对的。”
“哪儿都这样，没人愿意向没什么收益的地方投资罢了。”林义龙解释道，“对于资本来说，都是嫌贫爱富的，这样的原因理解起来并不算难：富裕的地方更有投资回报的可能，而且风险也不大。对于某些过气的社会经济观点，譬如‘资本家会把绞索卖给即将绞死他们的人’。我只能评论，这些理论家肯定没见过现代市场的规模，总是发挥自己的主观想象看问题。我承认资本总是逐利的，可如何保证资本安全是逐利的过程中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所以，手段中也包括操纵选票么？”纳迪亚问道。
“不要这么说，亲爱的纳迪亚。”林义龙随便在一个露天咖啡馆的空桌旁的椅子上坐下，“其实可以这么解释，到底人类社会是人文主宰还是经济主宰？”
“这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应该是一体两面的吧。”薇拉抢着回答。
“这话说起来没错，但总会有侧重点的。”林义龙解释着自己的观点，“所谓的阶级理论是有问题的，不一定所有的资产者中产者以及无产者都是铁板一块的；社会各阶层的对立虽然不小，却没有想象中的大。不如说是利益共同体的理论，也就是屁股问题，因为这个，利益一致的人会聚集在一起，产生相似的诉求以保障自己的利益。而‘利益’这个词，本身就拥有了各种各样的属性，各种个体因为不同的利益侧重点，会有不同的诉求，这是没办法的。
“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林义龙最后在结论上顿了顿，“对于国家这种所有国民意志之和的产物，必然会实施法律意义上的选举制，这一点无论是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的。可在一些基础的价值观来说，要么像合同那样主观衡量，以议价权来进行交互；要么是客观衡量，可客观的标准制定起来非常困难——客观标准总是收到主观影响。正因为这一点，现代更让人容易接受的还是人的主观标准，也就是西方的那一套：在所谓的“操纵选举”中，最能够获得直接收益的，是那些被选举人。选民们中的一些人出让选票而获取其他方面的利益，我不是直接受益人，甚至算不上间接受益人，更算不上这其中的始作俑者。所以说起操纵选票本身，我不能被指责——可我承认，和一些所谓的‘大人物’的特殊关系能够让我在一些情境上收益。”
“抱歉，我有些冲动了。”纳迪亚不好意思地缩了缩脖子，看林义龙说得振振有词的样子还是有些不服。想想在历史进程中的单线关系，也确实如此。正如林义龙说到的那样，不说被选举人，就连选举人本身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做出的决定，也只有历史本身才能够评价真实。
“没什么，人总是要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运营过程中的困难。”林义龙笑道，“就拿这些大街旁的后巷或者后街来说，难道没人在乎么？当然不是，只是成本太高——就拿圣保罗教堂附近的马厩通路来说，现在你们可能会选择住在那里，只因为现在这些地方已经成了不错的住宅区，但假如在二十或者三十年前，绝对不会有金融城的代理们会选择住在那里。同样，这也适用于东欧和前联盟地区甚至所有角落。除去家乡，得有极大的经济利益才能够让我主动去更偏远的地区——至于东欧，看看风景就很好，看到贫苦的农民和受雇佣者，我虽然同情他们的境遇，但绝不可怜，正如一些人所说‘不有碍我的观瞻’就好。”
“真是铁石心肠。”薇拉评论道。
“我不是救世主。”林义龙说道，“我只是社会中的一分子罢了，不可能拯救所有人。作为旅客，博闻强识地了解知道我们实际所看到的就很好——可我是以度假的心情来的，当然想给自己留下对这里的美好印象，不是么?”
“真是......诡辩。”纳迪亚说道。
“我就是以观光客的角度说的，假如想从我口袋里掏钱，是要拿出高于我合理预期的，这是天经地义的市场议价过程。至于其他的体恤之类，并不是我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是我的屁股所在。至于说这种方法能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我不是神，只能对自己负责。”
“那我们呢?”薇拉把话题一转，问道。
“你们是我无法推卸并乐于履行的责任，我的一部分，这样说法薇拉愿意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