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八年，极少回家。对她的选择，梅墨村最初也有意见，但看她执着的态度，也就默默的支持，最初的几年，梅雨君没什么收入，几乎和上大学时一样，梅墨村每个月都给她寄钱。
梅雨君知道，当年父亲因为在文化局工作，又在当地的大学兼了两门课，有些补贴，一个月能有两千多元的收入，这在当时，算是很高的收入了。
最初是一个月七八百，后来是一两千，到九六年，父亲办了离休，每个月还要汇来三千元。即使是梅雨君都不清楚父亲是怎么把钱攒下来的，但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梅雨君绝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直到五年前，梅雨君忽然不再收到父亲的汇款，最初只是觉得父亲可能手头紧，可连续几个月没接到父亲的电话，打过去家里也没人接，梅雨君这才慌了，正准备赶回家看看，忽然接到了父亲单位来的电话。
单位领导告诉梅雨君，他父亲很有可能已经自杀了。梅墨村给单位领导留了封信，说自己不堪病痛的折磨，决定离开人世，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及书稿都留给了单位。
单位领导连忙赶到梅墨村的小院，发现梅墨村至少离家一个多月，桌上还留了一封遗书以及给梅雨君的信。
梅雨君赶回杭州，托了周围所有的朋友四处寻找，公安部门也立了案，出动了大量警力，一直将搜索范围扩大到了上海。
几乎一年时间，梅墨村踪迹皆无。梅雨君在家里翻到了父亲在医院的诊断证明，上面写着父亲得的是肝癌，已经开始扩散，乐观的估计也只有一年左右的生命。
所有的证据都让梅雨君开始慢慢接受父亲自杀的事实，父亲留下的小院，承载了她太多的回忆，既不愿住在里面，也舍不得卖了，索性又回了北京，继续自己的音乐梦想。
听梅雨君讲述那一段过往，如同在一条忧伤为水的河流中缓缓飘过，但我总有一种不真实感，我不知道这种不真实是因为事件本身，还是梅墨村身上太多的疑问，但我来不及多想，梅雨君轻轻叩了两下桌面，我抬眼向外望去，卢盘子的演出开始了。
梅雨君应该是安排了自己的乐队来配合卢盘子，她充分考虑到卢盘子的经历与性格，把原本在架子鼓上方的射灯关闭了，让卢盘子置身在舞台最后面的黑暗里，目的显然是希望他的发挥更自如一些。
虽然隐没在舞台尽头的黑暗里，我依旧可以看到他的焦虑。坐到架子鼓后面的时候，他显然有些不知所措，拿着鼓锤的右手不停的擦着汗，然后又向乐队的贝斯手投去求助的目光。
贝斯手走到卢盘子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和他交流着什么。
“鼓手其实才是一个乐队的灵魂，他要确定曲调和节奏，摇滚乐大多数曲子都是由鼓手开始的，鼓点不落，演出就不能开始。常哥，卢盘子没有什么舞台经验，恐怕也很难和乐队配合起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关于乐队的事，只是他吃了致幻蘑菇后的幻觉。”
梅雨君边说边从条桌下面拿过一个耳机，递给我，指了指另一个，把一边的耳麦扣在了右耳上。
我这才发现，条案下面有电脑、调音台，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用途的机器，梅雨君即使在包房里，通过耳麦依旧可以听到外面乐队的演出状况。
我戴上耳机，外面的背景音乐已经停了，灯光聚焦在舞台上。卢盘子并没有马上开始的意思，依旧和贝斯手交流着什么。
光线太暗，我看不清卢盘子的表情，但从他的肢体语言看，他依旧无比紧张。而台下的观众虽然只是稀稀落落的坐了几桌，但显然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等待，口哨声，起哄声四起。
坐在外面的小雷转过脸，向包房的方向摊了摊手，摇摇头，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八成要搞砸了。”
贝斯手又重重的拍了卢盘子两下，卢盘子似乎也下定了决心，点了点头，举起了鼓锤。
在鼓锤接触架子鼓蒙皮的一刹那，整个酒吧猛然安静了下来。
耳机里的声音略有些失真，可能是线路问题，还时不时带着电流的滋滋声。但这丝毫不能影响我内心涌出的震撼之感。
我不懂摇滚乐，关于摇滚乐的一切都来自于黄毛的那个小理发馆。但我听得出，卢盘子的鼓点非常稳，节奏的把握异常到位，更难得的是，他并不是照搬原曲，明显有某种不同的情绪贯穿其中。
我很快听出来，现在演奏的歌曲正是涅槃乐队的，我在卢盘子那里第一次接触到的西方摇滚乐。大约前二十秒都是鼓由慢到快的独奏，之后贝斯接了进来，低沉的电音与鼓点的顿挫，一次一次撞击我的耳膜，这种感觉丝毫不逊从录音机里第一次听到时感觉。
梅雨君的表情瞬间惊讶起来，一只手捂着耳麦，另一只手跟着节奏在条案上不停的敲击着，当乐队主唱低沉沙哑的嗓音响起时，她甩下耳机，站起身，匆匆出了包房。
当我跟着她走出来，忽然明白了摇滚乐现场演奏的震撼。音乐、鼓点、歌声逐渐的激烈，从最初的沉默、低吟，到倔强的嘶吼，最后是全面的爆发，声音像是无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