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三天，每天天不亮我就登上景山，在半山亭子里等着那唱腔再次响起，可那曲子再没有出现。不知是有意的躲避，还是因为景山的园子太大了，每一次都错过。
之后，市局刑侦大队的事情忽然多了起来，大约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北上内蒙，南下湖北，又去重庆、云南转了一圈，碰上的都是稀奇古怪又扑朔迷离的案子。有些慢慢捋出了结果，有些却白白耽误时间，始终是个悬案，但这些案子并不能占据我全部的思维，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不经意想起胡安北身上发生的事情。
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寻呼机这些便捷的联络方式，一旦离开家，我的行踪别人根本无从知晓，更不要说联系上。我知道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胡安北和彭玉书一定来找过我，虽然我也很期待胡安北能重回舞台，告诉我那回他讲了一半的秘密。可不知为什么，想起发生在胡安北身上的事，内心总有一点担忧。
那一年多全国跑的时间里，有那么两三次回北京休息了几天，但每次窝进自己的沙发，就想起景山上那段空灵缥缈的京剧唱腔。也许是把它当做了线索，我几乎把所有休息的时间，全用来跑附近的戏院，到琉璃厂淘老唱片。《黛玉葬花》、《红楼二尤》、《俊袭人》、《晴雯》、《王熙凤大闹荣国府》，与红楼梦有关的京剧能听的都听了，能找的也都找了，但奇怪的是就是没有我想听的那一段，难道真像胡安北说的，这是一出早失传的戏？
我给彭玉书打过一个电话，彭玉书告诉我，胡安北最近一切都好，特别是说话，几乎和正常人一模一样了，叫我不必担心。只是马上，他们京剧团要迎来四十周年的团庆，胡安北忙着创作全国巡演的新戏，他还是执行导演，事情太多，彭玉书也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
八七年春节时，我收到了胡安北寄来的一封信。信的开头，他很客气的感谢了我之前对他的帮助，告诉我，我提供的很多素材对他新戏的创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抱歉地说，最近他的新剧本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没有时间来找我聊天。但信的后半部分，他却用了很大的篇幅，聊起他正在做一些关于京剧源流的考证，向我求证乾隆八十寿辰时，徽班进京，进而从安庆的地方戏曲，一跃而成为国剧。这其中，和珅是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我的印象里，乾隆是极其喜爱戏曲的，他六下江南，每一次南巡都离不开地方戏，京剧的形成和快速发展，离不开上行下效的作用。而那些年里，和珅是内务府总管，乾隆的饮食起居为他一手安排，这样想来，很有可能是和珅将徽班引入北京。
徽班进京是京剧真正形成的标志性事件，而徽班当年其实是徽商支持的，甚至可以说是徽商的私人剧团，和珅与江南商人的关系很深，他能攒下富可敌国的财富，也不能说全是贪污来的，很多来自于这些政商交易。有了这一层关系，似乎和珅应该是徽班进京的背后推手。
但这些毕竟只是我的推测，没有多少文字实证。正好那一次我在北京过年，有了难得的清闲，加之对胡安北问题的好奇，就仔细翻了一下族谱的记载，又去图书馆泡了几天。这一查之下，却发现了很多令我震惊的事实。
和绅的快速窜红，一方面与他根正苗红，是正红旗的旗人，另一方面，与他父母早亡，从小寄人篱下，历尽人情冷暖，身上没有纨绔气有关。
但和绅从一个内廷侍卫，十几年钻营成权倾一时的内阁宰辅，实在不合情理，按史书所说，因为他善于揣摩上意，深得乾隆的喜爱。但若没有过硬的政绩，又怎能出阁入相？比如纪晓兰，同样很会合乾隆的上意，但服侍了半辈子，也只有个大学士的虚衔，这只能说明和绅还是有些真本事的。
但清朝到乾隆年间，表面上是盛世，内里已非常败坏，行贿，买官，结党，政商勾结这些事，已经公开化了。和绅从一个小小侍卫往上爬，没有朝廷重臣的帮助，是万万不成的，而以他早年的困顿似乎没有资本结交朝臣，更不用说请动那些重臣替他说话。他的原始积累是如何完成的呢？
和绅的发迹和他外放云南，彻查云贵总督李侍尧有关。且不说和绅是如何谋到这个肥差，单说李侍尧，他任云贵总督近十年，西南官场早被他经营的呼风唤雨，滴水不漏。关键位置上都是李侍尧的人，而且还都是亲属，同乡，同门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和绅虽是奉纸的大臣，官不过三品，朝野上下也没什么过硬的人脉，要扳倒李侍尧，堪比登天。
在所有人都认为所谓彻查只是走个过场时，和绅却仅用了一个月就做实了李侍尧贪腐的大案。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李侍尧的管家第一个反水，他掌握着大量往来的内账。接着，李侍尧那些同门同乡纷纷倒戈，写了大量黑材料揭发李侍尧。关键是李侍尧自己，跟本没有上书辨解，大包大揽了所有罪责。
更奇的是，李侍尧为官三十多年，耳目众多，从朝廷委派和坤来云南查案，这个消息早传到云南，和坤一路赶来，又用了快半年，李侍尧有充分的时间销毁人证物证，但他偏偏没有这样做，好像一切都是特意准备好，等着和坤来领这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