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酒筵，杜中宵提了铁路上不得走马车的事情，李复圭轻轻带过。杜中宵不得不怀疑，是不是牵扯到李复圭的什么经济利益。现在铁路运力不足，贵重货物运输，还是大有钱可赚。
实际上李复圭与此事无关，他只是不重视而已。铁路空在那里，又没有军队严密巡查，百姓借以图利无法避免。下面官吏借此收些钱财，所在多有，这种事管起来不胜其烦。
即使火车撞了马车，出了人命又如何？这种官司清楚明白，衙门既已禁止走铁路，被撞死了活该倒霉。这个年代，官府的行政能力有限，正经事情做不过来，哪有空去管这些自己寻死的人。
下午得了提醒，杜中宵提一句便就不说。李复圭觉得事情多余，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此事就此被轻轻揭过了。其实杜中宵担心的是，在铁路上运货的有钱人，并不会自己去赶车。真出现了人命官司，出事的是被雇佣的穷人，将来必然出现争端。
这便是不同背景产生不同想法。李复圭根本就不会有这种烦恼，撞死了穷人，那就把违禁的货主罚得倾家荡产就是。甚至牵连到州衙官吏，那就一起办了，这正是他拿手的本事。事情办得好，还可以得一个处事果决的名声，把坏事办成好事。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杜中宵是把事情做在前面，预防为主，跟李复圭根本不是一个路子。论做官的能力，杜中宵比不上李复土。论做事的能力，李复圭又差了一些。
集议结果写成公文，众人签名画押后，便就各自离去。
欧阳修要回随州去看叔父，与杜中宵和向综同行，先去随州。
随州地近荆湖，人烟稀少，河流湖沼众多。这里现在最大的出产是耕牛，大量被贩向中原，价钱极低。百姓养牛，都是放养在池塘沼泽周围的草地，打上烙印，便就不管。卖牛的时候，设起围栏，里面放好草料，牛群自然聚集。这种养牛方法几乎没有成本，价钱很低，一两贯就可买头耕牛。
在这一带营田，土地和耕牛都不是问题，最缺的是铁制农具。这一带大多数的地区使用的还是木制农具，非常原始。土地多，广种薄收。
看着路边一望无际的闲田，偶尔有几个村落点缀，欧阳修道：“运判，随州这里一州万余户，闲田无数，耕牛尽有，是营田的好地方。只要善加体恤，一两年间，就能收粮无数。”
杜中宵道：“不错，就是如此。这一带最缺的是人，人来了，就一切好办了。唐州随州和邓州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因为河流向南，而非东向，大多数河流倒流。是以此处与中原交通并不方便，而南边荆襄又荒芜，才成这般景象。兼之不在南北大路上，太过偏僻。”
此时后世的武汉地区还多大泽，地理格局不同。南下取道襄州，而后去江陵府，即荆州，再转向鼎州进入湖南。是以南北交通的要害是襄州，对着北边的邓州，随州恰巧被绕过。等到武汉发展起来，按照就近原则，中原经信阳直下武汉，随州又不在这条路上。
杜中宵记忆中的两湖，中心是武汉和长沙，即是这个时代的鄂州和潭州。这个时候，鄂州一带沼泽遍布，还没有发展。潭州则出城即是梅山蛮，汉人稀少，不时爆发叛乱。为什么叛乱？因为潭州周围的开发严重影响了蛮族上层的利益。
想起此事，杜中宵叹了口气：“正是人烟稀少，多土著豪族，营田务开过来，只怕不太平。”
欧阳修笑道：“运判多虑了。这里土地广有，都是闲田，开了之后地方也得好处，怎么会不太平？”
杜中宵摇了摇头：“龙图，地方得好处，是谁得好处？营田务开来，必然不能只开荒种田，还要教民耕种，教化地方。随州地方偏僻，不少地方还刀耕火种。营田务来了，必然会推广农具，教民如其他地方一样种稻植桑。有了这些，平常小民也可开块闲田，成小康之家。当地豪族的奴仆，必然不会甘心受人役使，自己做小农如何快活？如此一来，土著豪族岂不怨恨？凡地方之乱，多是豪族所为，哪里会跟中原百姓样，没有衣食才聚而为乱。这些地方根本不缺土地，不一样的。”
这个问题杜中宵是最近才想明白。这些年来，荆湖和两广的化外之民多次叛乱，前边有区希范，现在侬智高也已出现苗头。他们到底为什么叛乱？课本上学到的，这些统统被称作起义，是为了反抗朝廷的暴政。但是仔细梳理事件的经过，这个道理就讲不通。
真正的原因，是大宋立国已经近百年，以前的偏僻地区慢慢得到开发。在社会不发达的时候，当地的普通人难以独立生存，大多都是本地豪族地主的奴仆。地方开发，朝廷的势力进来，落后的人身依附奴隶制是不被承认的，从而摆脱豪族，或者说奴隶主的控制。豪族不满，由此发生叛乱。
这个过程其实很明白，本就不该有误会。前世有例子，西藏解放的时候，同样发生叛乱。这样的叛乱怎么可能称为起义呢。这个年代的叛乱，大多性质相同。站在底层劳动者的立场上，也没有正当性。
随州地方跟唐州不一样，因为过于落后，人口多是由地方大族控制。营田务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