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实行工分制，晚饭后生产队部里可就热闹了。
实行工分制以后，每个社员都有一个记工分的小本子。每天吃完晚饭后，便集中到生产队部，记当天的出工情况。
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一名记工员负责记录。
记工册上是按“晌”记，做一天工记“拾晌”，早晨两晌，上午，下午各四晌。
底账上也按“晌”记，然后按公分等级折算成工分。
工分的等级是由本生产队的全体社员大会逐人评定出来的，基本上是按照青壮年劳动力是一个等级，每“晌”一分；女劳动力是一个等级，每“晌”零点八分；老年劳动力是一个等级，每“晌”零点六分；病残劳动力一个等级，这要看残疾的程度，一般给零点三至零点五分。
记工员也不白记，记一晚工加一“晌”。
十一队的记工员却是腊梅。
腊梅没上过学，还曾经是一个小傻妮儿。之所以让她当记工员，是因为队长王贵兰乃至队上的妇女们，都认为她不傻了，倒是比别的同龄的孩子都聪明。
在人们的心目中，都认为腊梅被白头发老奶奶调教成了小神童。其文化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队上文化程度最高的完小毕业生。
这起因于去年秋天卖胡萝卜缨团子：一大笼屉团子，别人数两遍有时还有错，她小手儿在上面一比划，数就出来了。而且不带差的！
问她怎么数的这么快，她指着团子说：“这几行的个数相同，用行个数乘行数，两边的五个五个一数，一相加，不就出来啦！”
乖乖！一大笼屉七、八十个团子，她一乘一加就出来了，这不是神算嘛！
在场的婶子大娘不死心，叫来一个刚参加劳动的完小毕业生与腊梅比，每人一屉团子，看谁数的快，数的对。
结果，腊梅这里早早的完了，完小毕业生还在那里算加法。
发现腊梅有文化的还有队长王贵兰。
按照上级分配的任务，生产队上订了两份报纸，供大家阅读学习。腊梅近水楼台先得月，每有报纸来，都要拿着看一个遍。
王贵兰小学一年级毕业，不认识几个字。见腊梅看报，就问她报上都是写的什么。
腊梅也不隐瞒，把报纸上的标题给他念一遍，再给他简单地说一说内容。
王贵兰受益匪浅，觉得报纸上的都是跟形势的新词，作为队长也得学着运用。开群众会的时候，时不时蹦出几句来。
有时虽然词不达意，有时还牛头不对马嘴，但这时候人们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大都听不出来。
一次，王贵兰去县里参加了四干会，一开就是五，六天。天天集中人的时候，有的公社老是迟到，主持会的县领导就批评说:
“那个公社的干部，每天都是你拖拉、迟到，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下次再迟到就要做检查。”
王贵兰一听这个领导有水平，讲话用简单的数字来表示，一二三四都用上了。于是就记在心里。
回来上工的时候，有的社员光迟到，于是就学着领导批评：“哪次上工都是你迟到，有再一二三四，”说了之后，记得后一句也是数字，却想不起来怎么说了。便顺着来了一句“没有再五六七八。”
人们“哄”的笑了起来。
王贵兰这才知道自己说的不对。事后偷偷问腊梅，这‘再一二三四，没有再五六七八’到底错在了哪里。
腊梅对他说：“没有这样的句子。你是想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吧？”
“对！县里的领导就是这样说的！”王贵兰一拍大腿，醒悟地说。同时心里想：这个腊梅真神了，她没去参加会，却能听到领导的讲话。对腊梅更加刮目相看起来。
再一次就是去年秋天平地种麦时，十一队有一块地平整的很好，被下来视察的县领导看到了，就要马上召集各村生产队长，在十一队的地里开个临时现场会，号召别的生产队向十一队学习。
王贵兰受宠若惊，便想在县领导面前说几句新词，以显示自己跟形势。
队长知道腊梅经常看报纸，知道的新词多，便来找腊梅，让腊梅教给他怎样说。
腊梅告诉他：“你就照着‘县里和公社的领导来我们队检查指导工作，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鼓舞，我们一定再鼓干劲，把地种的更好’之类的话说就行。”
王贵兰会意，但又怕自己一紧张忘了，对腊梅说：“你也到会场上去，我忘了好提醒我。”
这个时期王店村还没有幼儿园，家里没老人看孩子而孩子又能离开身的，母亲为了出工挣工分，就会把孩子带到地里，让其在地头上玩耍。
要开会了，别处的孩子也会跑过来看热闹，会场上出现孩子一点儿也不稀奇。所以王贵兰让腊梅也去。
腊梅只好跟着他来到会场。
现场会上，县领导讲了话，公社领导也讲了话，村支书让王贵兰谈谈体会，表一下决心。
王贵兰发言道：“县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