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激战，至天明时汉口机场方向又有大批飞来，甚至连安庆、芜湖等地的日军航空部队都大举出动，来势之猛，甚至超过几年前的淞沪会战。
不仅是日军驻武汉的11军上下心急如焚，连远在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部都乱成了一锅粥。33师团、34师团，乃至高安方向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都陆续发来告急电，被包围、兵力不继、弹药告罄、伤亡惨重，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字眼毫不掩饰地出现在报告里。远在东京的陆相东条英机更是坐立不安，加上配属的工兵、炮兵，一共近三万日本军队困在上高至高安方向的包围圈内，如果出现闪失，这将是日军自诺门罕事件以后的又一大丑闻。为此，日本陆军省破例越级向11军发来训令：动员一切可动员之力量，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被围部队。
于是，天还没亮，安徽、江苏、江西方向的日军就紧急动员起来，调拨物资、集结部队、准备运输工具。南京汪精卫政府那些消息灵通的汉奸几乎被震得呆若木鸡，皇军两个半师团的兵力被围，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种天方夜谭的事情居然是真的，老蒋的部队什么时候这么生猛了。
金融市场的反应更加迅速，自去年12月份开始，上海和香港黑市上法币对英镑的汇率一直在1法币对3.02便士至3.11便士之间波动。南昌光复后，汇价立刻窜升到3.22，28日，日军在上高受挫的消息一传出，汇价更是创出年内新高，最高峰时达到3.34。重庆方面抓住时机，高抛低吸，倒也小赚了一笔。
当然，除去这点小钱之外，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今年（1941年）1月6日，在日本方面的扶持下，汪精卫政府在南京设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两周后，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在外滩15号开始营业。他们大肆发行中储券，以期取代沦陷区流通的法币、军用票、华兴券和联银券。
很可惜，虽然中储券号称有1亿日本老头票（可自由兑换外汇）做后盾，可是市面上根本不认。不仅上海银行、钱业两公会更是拒绝与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发生经济上的来往，全市大小商户也一致拒收中储券。于是，汪伪政权开始使用武力强行推销中储券，并要求终于重庆政府的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撤离公共租界，随后除中央银行外，其余三大银行都被迫撤至法租界。重庆方面立刻还以颜色，汪伪政府调查处专员李明达、副主任楼侗、中储沪分行干事富荣炳先后被军统暗杀，连中储银行上海分行本部都挨了两枚手榴弹的忽然袭击。
3月21日深夜，汪伪政权的报复开始了，“76号”（汪伪特工总部）冒充法租界巡捕闯入霞飞路赛仲路口的江苏农民银行宿（特务误以为这里是中国农民银行）内枪杀员工十二人。22日凌晨，“76”号警卫总队副总队长吴四宝带领大批特务又闯入极司非而路中国银行宿舍，先后抓走员工180余人。23日，汪伪警政部通过《中华日报》宣称：除非重庆方面停止暗杀与破坏活动，否则对在沪四行金融机关负责人员及一般从业人员一律予以同样处置。
虽然死亡的威胁愈演愈烈，但驻上海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却不为所动，四行仍然照常开门营业。见威胁不起作用，汪伪政权随即将暗杀行动升级，开始在在四大行的各个网点安放炸弹。
24日，中央银行静安寺路分行、亚尔培路分行、白克路分行被炸，灭亡16人，伤107人。同日，交通银行南京路分行被炸、两名员工在家被捕。农民银行在行内发现失效的定时炸弹一颗，一名女职员被绑架。一时间，沪上金融人士被吓的风声鹤唳，不仅四大行的声誉和生意受到重大打击，储户也大量流失。
重庆这边急了，四大银行是政府支持抗战最重要的钱袋子，除此之外，上海租界内不少工商企业是通过四大行在向重庆方面缴纳税款，要是他们在上海的生意完蛋，莫说银行本身会遭受重大损失，就是老蒋本人都得吐血。
为此，财政部长孔祥熙一面致电四大行要继续营业，一面紧急会见英、法、美驻渝外交官，希望他们能够提供帮助，释放被捕人员、并制止汪伪政权的暗杀破坏。很遗憾，英国和美国方面均表示，除了道义上的支持外，其他都爱莫能助。
就在孔祥熙等人一筹莫展时，九战区那边传来消息，南昌光复、日军150余架飞机被毁，继第六师团遭受重创后，第33师团、第34师团、独立混成第20旅团被19集团军重重包围。
枪炮远比外交官的口水来的有效，国军在上高打的出彩，连带着千里之外的上海都收到了震动。英国大使馆向外交部表示：“英国大使馆确信，公共租界巡捕房现正竭力保护中国政府各银行及其职员。”美国大使馆亦表示：“如果重庆政府能够提供担保，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可以从中斡旋，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释放被捕的女性员工。”
尽管于大局并不多少帮助，可这毕竟代表英美方面的一种态度。原本愁云笼罩的财政部顿时轻松不少，连带着四大行在上海的处境也得到了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