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政和五年，五月初四，清晨。
开封府外城的南熏门刚一打开，守门的厢兵就怔住了。往日这个时候，应该是贩卖猪羊的商人驱赶猪羊入城屠宰的时候儿。南熏门外应该挤满了臭哄哄的猪羊。可是今天不知是什么日子，猪啊，羊啊都不见了踪影。反而有几千个穿着儒服或袍肚的青年，挤在城门外的官道上。
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书生和小武官一大清早就在南熏门外等开门？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举行大朝会？没听说啊……还有，猪啊，羊啊都上哪儿去了？怎么不见踪影？难不成今天开封府要集体吃斋了？
守门的兵丁正发愣的时候，门外的士子和小武臣们就呼啦啦的向南熏门走去。
南熏门这边是有税卡的，进城的猪羊都要点数收税。所以城门之内，还有拦路的栅栏。士子和小武臣被栅栏拦住了，守门的兵丁也不知道该不该去把栅栏搬开——那么许多的士子和小武臣同一时间都要入城，这事儿怎么看都不对啊！
“快快搬开栅栏，放我等入城！”
马上就有一位相貌堂堂的年轻书生嚷了起来，看上去他就是个领头的。
“这位秀才，”一个四十多岁，生得高大粗壮的监门官立刻满脸堆笑地发问，“你们那么多人一块儿进城，是要做什么？”
带头的这个年轻书生正是太学领袖张浚。
“不瞒监门，我等乃是四学士子，今日入城，乃是要伏阙上疏，乞诛国贼！”
“国贼？”那监门一怔，“谁是国贼？”
“武好文、吕颐浩、张邦昌三人，就是国贼！”张浚说，“此三人昨日返京，带回来卖国之约，每年要给北虏、吕颐浩、张邦昌三人，便是国贼！”
现在开封府城内是有报纸发行的，也不是旬报，而是进化到了日报。而朝廷又是个四面漏风的大筛子，什么消息都存不住。
所以武好文、吕颐浩、张邦昌三人带回来的卖国盟约，现在已经闹得满城尽知了。
伏阙上疏的士子们一提三人的名字，大家伙儿就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去看看！”
“去看看秀才们怎么弹劾国贼！”
“这三个国贼太可恨了……”
“好端端的天下，都是叫这些国贼弄坏的！”
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何况是在宋朝的开封府。
南熏门内大街上路过的小官吏、学生，还有一些没事儿可干的闲汉，甚至还有一些地痞，全都来了劲儿。一边起哄，一边加入了伏阙上疏的人群，全都向内城涌去。
上书的人群就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一开始不过三四千人，等入了内城上了御道，人数已经过了一万！
御街两侧，都是开封府最繁华，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了。看热闹的人，当然也就更多了。人群一路向前滚动，一路上还有人不断加入，很快就是人山人海了。个个都义愤填膺，恨死了国贼。
国贼当然是可恨的！不过对开封府的民众而言，还有比国贼更可恨的存在，那就是奸商了。
这几年开封府的物价、房价那是节节攀升啊！而寻常百姓的收入却是长时间停滞不前——这种情况和开封府的经济结构是有关系的。开封府总的来说不是一座生产型的城市，和天津市、京东市、上海市、明州市、泉州市、广州市是不一样的。
开封府没有庞大的手工业可以为劳动者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原本还有一些，但是随着东部沿海的商市崛起，开封府的手工业大量外迁去了成本低廉，交通方便的沿海商市。
而开封府的经济，就变成了以地产、金融、服务业为支持的局面。但是这三个行业只能为少数人提供比较高的收入。大部分人，只能从中赚取微薄的收入。
现在可是12世纪，不是制造业没落的21世纪。技术工人的工资是很高的！在天津市，一个拥有两三架织机或是纺车的家庭作坊，一天就能织出两三匹布或一两斤纱。一个月赚上十几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可相当于一个宋朝九品官员的月俸了。
至于造船、印刷、印染、酿酒、木器、铁器、漆器、瓷器等行业的工人，七八缗一个月是没有问题的。而海运行业的水手，只要出海，月钱都不会少于十五缗，而且还能带点“私货”（税还是要加的）赚钱。如果出一趟远海，比如去南洋走一遭，赚回上千缗都没有问题！
而这些高收入的沿海商市的生活成本，又明显低于开封府。因为那里交通方面，物流成本低，而且土地也没开封府那么紧张，房价也就不高了——其实开封府的土地也不紧张，只是受制于粮食转运的困难，开封府不能集中太多的人口，所以城市的扩张收到严重限制，才造成城内房价高昂。
同时，粮食和原材料无法用较低的成本运入开封府，也是开封府无法引领大宋进入资本主义门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座全天下最富庶的大城市，其实是一座被锁死发展空间的城市。
而沿海商市的人口几乎可以“无限增长”，也就不存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