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二月，一场精贵如油的春雨，随风而至。
雨不大，只下了半个时辰便停了下来，很快就云破日出，春日的艳阳也洒了下来。土黄色的大地在阳光下蒙上了一层灿烂的金色，其间还有大片大片的嫩绿麦苗钻出的泥土，正在欢快的生长。可是看着阡陌连绵的田野间，葱嫩的绿色被金黄色模糊了开去，武好古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连带着苏迟、赵佳人、陆人嘉、何天然、王彦、苗傅、刘正彦这些和他一块儿策马前行的官员也都跟着皱眉头了。
今春陕西的降雨明显偏少，所以冬小麦的长势并不理想，哪怕是武好古这个不会种田的汴梁子，一路自东行来，也能感觉到越往西去，土地就越贫瘠，人口就越稀疏，工商百业就越萧条。
在被认为过分重商的界河商市、京东商市周遭，这会儿早就是一片庄稼茁壮成长的场面了。那里的土地远比关中平原肥沃，而且那里水源充沛，少有旱灾，只要没有人异想天开要改变黄河流向，水灾也不常见。基本上就是种什么都能有不错的收成，比起江南水乡也差不了多少。
此外，界河商市和京东商市周围的乡村地区交通也非常方便。水路四通八达，陆路也不难走，到处都有上好的官道。这个时节，那里的河道上早就是轴橹相连，官道上也都是来往的客商。
正因为有周围发达的农业作为支撑，两大商市才能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数十万的工商人口，如果把这两大商市挪到贫瘠的关中，几十万人的吃饭问题就无解了，更不用说商市中的许多产业还需要从农村获取原材料——主要是各种经济作物和牲畜，比如茶叶、丝绸、酿酒的粮食、马匹、牛羊、黄豆等等。
所以邪恶的资本主义萌芽，现在出现在界河商市和京东商市，也许还有明州、泉州等沿海大城市，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在武好古看来，历史上的大宋也无疑站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门槛上了，但是由于缺乏“文艺复兴”的条件，也就是没有办法建立起一个可以鼓励技术进步的哲学基础，所以就无法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毕竟科技进步才是第一生产力啊！
而这个思想上的限制条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实际上，现在的南北两云台已经变成了两个创新中心。已经在冶金、火药、造船、印染、机械、育种、建筑和建筑材料等多个行业取得了重大技术进步。
另外，在基础科学研究上，云台学宫和青城学宫这两年也硕果颇丰。云台学宫在格物学（光学、力学、化学等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而青城学宫则在算学和逻辑学方面取得了成就，主要是“概率学”、“统计学”和“归纳演绎法”——这都是大数学家李清照的贡献！
作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赌神”，李清照应该早就掌握了统计赌博结果，计算胜负概率，然后再归纳演绎推理的方法。只是没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格物工具以及随之建立起来的学术体系，她无法将这些方法变成可以传承的学问。
虽然这些成就用后世的眼光来看都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可是这些科学进步大多是原创的，而不是武好古开的金手指。
这说明在掌握了“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思想工具之后，宋朝的一部分天才知识分子，已经拥有了“格物穷理”的能力。
可是在界河商市、京东商市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大城市跑步进入资本主义的同时，在大宋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所以当武好古进入关中平原，望着广袤而贫瘠的原野，也忍不住叹息着对苏迟说：“伯充，其实令尊的想法也是有点道理的。”
骑着一匹走马和武好古并肩而行的苏迟皱眉道：“崇道，你也觉得不安置好西军将士，西北早晚会大乱吗？”
武好古悠悠地说：“大国终究难治，天南海北，各有不同，平时想要维持均平就不易了，何况遇上千年剧变之局？”
所谓千年剧变之局，当然是武好古折腾出来的祸事了！
补齐了儒家哲学体系的缺陷，打开了技术进步的阀门，促成了两大自治商市的建立，还拉开了小航海时代的序幕。
这些因素凑在一块儿，如何不是千年未有之剧变？
而剧变无论发生在何时何地，必然伴随着震荡，这是不必多言的。
现在被武好古释放出来的，可是资本主义的魔鬼！
而且除了资本主义魔鬼之外，北方的大辽帝国内部，同样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剧变。
一南一北两场剧变凑在一起，还能让这天下保持太平安宁那就是见鬼了。
“崇道，”苏迟不知道武好古的消极想法，于是开始兜售苏辙的设想，“所以家父认为，必须要在裁撤西军的同时立乡约，设乡兵，建乡学……”
“乡约、乡兵、乡学……好像还少了什么吧？”武好古问。
他当然知道苏辙开出的是个什么样的药方——界河商市和京东商市代表是迈向资本主义不归路，而“乡约、乡兵、乡学”所代表的其实是封建化。